与关心士绅或地方势力的威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之洞对近代学生阶层和以学生阶层为基础的革命运动并不那么担心。在他看来，只要民族主义是这些学生革命活动的主要动因，那么只要改革派或政府部门满足他们希图国家强盛的诉求，与学生的合作之门还是敞开的；再者，只要这些学生大多数具有上层阶级或士绅的家庭背景，那么他们回国后也极易为这个在社会、经济和*上都占主导地位的阶级重新吸纳；他们与社会另一底端秘密会社的联合通常表现不佳，一部分也是因为受他们的上层阶级的家庭背景的影响。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学生只能是一股不能产生实际影响的革命力量。只有当秘密会社卷入革命活动，他才对革命的威胁产生关注，对于大规模的秘密会社的活动，他总是迅速做出反应，毫不迟疑地用武力加以镇压。然而，尽管如此，张之洞并不认为秘密会社本身具有推翻朝廷的能力，他们只是制造骚乱；只有当秘密会社与上层阶级的领导和组织联合在一起时，他才害怕他们的力量。因此，当发现学生或知识分子与秘密会社的联合努力取得进展时，张之洞总是做出强烈的反应，在1900年的自立会事件和1906年底的萍、浏、醴起义中，他对学生和下层的叛乱进行了残暴镇压。

    通过对张之洞所做的这一研究，作者认为，在晚清中国*结构中，中央和地方督抚的利益是一致的，在改革过程中并不存在地方督抚抗拒中央命令的“地方主义”，那种认为晚清地方督抚存在“地方主义”倾向的观点难以令人信服。地方主义理论的失误在于，错误地将晚清*结构的动力归诸中央与地方督抚的关系。作者认为，理解晚清中国*的真正分水岭，实际上是国家正式政府机构与县级以下非正式地方士绅势力之间的关系。对中央权威来说，从*结构底层兴起的地方士绅势力比地方督抚代表的*势力更具破坏性。

    麦金农的《晚清中华帝国的权力与*：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一书，除前言和结语外，共7章。该书不但研究方法与《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类似，并且研究的问题也与之相近，所不同的是后者主要通过对改革过程中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揭示出官僚阶级与地方精英之间的分野，从而折射出晚清中国*的变动，而《晚清中华帝国的权力与*：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