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张之洞作为一个官僚型的民族主义者，其民族主义思想既包含了对中国资源和中国具有某些外国资本所需要的东西的自豪，也包含了对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体系内行动所受的各种束缚和限制的认识。张之洞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历史表明他决不是一个易受西方外交官影响的人物，也不是外国利益的代言人。与1900年之后的其他官员一样，张之洞在与外国人的交涉、维护中国利益过程中卓有成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建立全国铁路网的建设中，张之洞没有抽象地谴责帝国主义，只要条件合理他愿意向外国借款筑路。但在1900年之后，几乎所有与列强的协定不管其是否合理、必要，都会立即招致怀疑，结果导致各种利益集团的叛离，打击了中央权威。作者指出，在中国积弱、面对帝国主义强权的时代，张之洞的官僚型民族主义在阻止帝国主义的浸透上虽然最终没有比公众舆论的慷慨陈词更为有效，但在能够去除帝国主义之前，等待建立一个有强有力群众基础的国家*体制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一意义上，无论是张之洞那样的官僚型民族主义者，还是那些大声疾呼的地方型民族主义者，都受他们的精英分子立场的束缚，缺乏群众基础，都没有像后来的中国*党那样在民众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国家力量。

    最后，在对待晚清*权力结构变化的问题上，张之洞也持国家官僚的立场。作者指出：在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上，张之洞对他本人是中央政府的一员的认同是最为根本的。1895年之后，特别是1900年改革运动开始后，中央官僚机构在有关目标的制定、资源的控制、计划的管理以及改革等方面的领导能力不断扩大。作为一个国家官僚，张之洞对这一趋势持欢迎和鼓励态度。同时，他也意识到中央政府需要继续与其他相关部门处理好关系，*领域需要非官方的参与。在病逝前夕，他甚至对因摄政王载沣推行满族主义所引起的各种紧张关系也有所认识。张之洞对朝廷存在的各种弊端并没有视而不见，他常常希望自己有能力清除朝廷内的各种阿谀奉承和无能，但他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和忠诚从来没有动摇过。

    与此相一致，在与国内士绅及其所分化出来的各个阶层的关系上，张之洞作为中央政府官僚的一员，与1895年前一样，在从事国家改革计划的过程中仍然以一种带有偏见和不赞成的眼光看待地方精英们的利益。当改革计划涉及这些精英集团时，特别是在建立立宪制度过程中，他总是十分关注中央政府最大限度地加强对这些利益集团的控制，他似乎认为扩大中央控制的改革方案经常为地方精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