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士绅精英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外，还对袁世凯*权力的兴起与列强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他在晚清中央政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除了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朝廷中有利的人事关系外，与大多数列强尤其是英国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而慈禧太后之所以在*和人事上依赖袁世凯，原因也就在于他能与外国人打交道，帮她解决一系列棘手的外交问题。袁世凯一方面坚定地捍卫朝廷的主权免遭帝国主义的直接侵犯，另一方面又能表面安抚列强，避免清政府与列强发生灾难性的冲突。关于列强对晚清中国*权力的影响，麦金农则给予积极的评价，声称通过他对晚清最后10年*上最有影响力的袁世凯权力的考察，以及裴士丹对这一时期另一重要*人物张之洞生涯的研究，表明清政府严重依赖列强维持的事实从短期来看是增强而不是削弱了其力量。
基于上述分析和研究，麦金农认为晚清*不能用以往的王朝循环理论来解释。他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虽然存在传统王朝循环衰败的迹象，诸如晚清官僚的腐败，但延续的趋势更加明显，晚清最后10年的权力*并不适合王朝衰败的演化模式，慈禧太后的中央政府并没有衰败瓦解，它不仅更强大，而且开始通过改革，把中央对县级以下的影响力扩大到几世纪来前所未闻的程度。虽然地方权力的集中以及广泛的农民骚动一直延续至1911年，但很少有证据表明它们威胁到朝廷的统治。这一时期地方上的重要人物，如袁世凯和张之洞，他们的主要*联系和效忠都在北京。同样，北京的新式军队和西式武器也足以对付农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从没有失控的迹象。最后，地方精英的权力在1911年之前无疑继续扩大，但至少在北方并未牺牲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结构，尤其是北方，并未随着清朝的覆灭而瓦解，而是随着袁世凯的灭亡而崩溃。
麦金农的《晚清中华帝国的权力与*：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和裴士丹的《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两书探讨的问题和看法虽不完全相同，但在晚清*结构的变动问题上，基本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华盛顿学派关于自太平天国革命后滋长起来的地方督抚的原始军阀倾向和地方主义破坏了晚清*的统一和对中央权力构成严重威胁的观点提出质疑，并力图证实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注：Philip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