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达的这一研究，主要从正面揭示了日本在晚清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对我们重新审视近代中日两国的关系，的确不无启发。但该书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关于“黄金十年”，作者没有具体交待它是在怎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产生或出现的。换言之，作者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清政府在改革中能够消除不久前中日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而倚重日本，以及日本为什么在当时如此“热心”中国的改革运动。并且，对于为什么将“黄金十年”界定在1898-1907年的10年间，而不包括1907年之后的一段时期，作者在书中也没有专门做出解释。（注：关于这个问题，任达教授只是在书中的第一章第一小节提出“黄金十年”概念的最后指出：“西方在中国利益的增长和主动进取的增强，构成了对日本在中国特殊地位的挑战。离开当时西方的进取的追求，就难于理解中国何以于1908至1909年决定在寻求先进的教育和训练方面，由依靠日本转向西方”（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第13页）。此外，就再也没有对1908年之后中国的改革由依靠日本而转向西方的现象做出描述和解释。）再者，作者只提到日本在晚清改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完全忽视中日两国在改革过程中的分歧和矛盾、控制和反控制，这显然是不全面的。此外，作者虽然较为充分地吸收了相关的研究成果，但很少利用第一手的中、日文资料，这也极大地妨碍了该书的研究深度。鉴于该书所存在的这些局限，任达断然将1898-1907年的10年说成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黄金时期”，难以令人信服。根据他的研究，这一时期至多只能说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黄金时期”。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2003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