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70年代开始，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单纯运用经济分析法无法解释丰富多样的历史形态，开始反省此前明清史的研究。作为日本国内对国际社会史学派的响应，东京大学教授木村尚三郎和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增田四郎分别发表《现代社会的变化和历史学：从时间的历史学到空间的历史学》以及《走向社会史的道路》，宣扬社会史学的基本观点，强调应拓展研究视野和研究手法，借用多学科手段，从社会、生活、心理等各个侧面切入史学领域，历史学应从时间转向空间，从表层转向深层，从人们所曾经经历的具体细微的生活状况来把握真实的历史。

    年鉴学派于同一时期进入日本。日本社会经济史学会1978年度大会对年鉴－新史学派作了专题讨论，《中央公论》、《思想》、《历史评论》、《历史公论》、《史学杂志》等重要刊物均撰文介绍并加以述评。在年鉴学派理论的影响下，不少日本史学家认为应抛弃传统经济史学，转向社会结构史研究；在史学方法论上应放弃以往的“技术性”原则，重视“认识论”分析；应积极开展与社会学、人文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对话和交流。

    在此大背景下，日本明清史界的一些学者开始运用年鉴学派等现代西方史学理论探讨明清时代的具体问题。早在1971年，重田德就已提出“地域社会”的概念，宫崎市定也已经开始了明中后期作为“士大夫与民众”结合场所的“乡里”的研究。但这些努力并不是有意识地提倡某一学派，只是弥补阶级分析法的一种尝试。

    “地域社会论”的正式提出是在1981年的中国史讨论会上，作为基调报告之一，森正夫《问题所在之提示》一文奠定了地域社会论的理论基础。作者说：“作为广义再生产场所的人类基本生存圈，通常由三方面构成，即生命及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权力的生存基础－*，占支配地位的主义－思想这三个方面。但也不应忽视以下两个层面：其一，由习俗、伦理、价值观等为中介构成的秩序意识‘场’；其二，‘场’并非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是在指导者的指令下所构成的统合场，由场内交往的人们自觉创造、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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