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尝试与年鉴学派出现的微型历史学派的新趋势有合流之势。年鉴学派泰斗勒高夫对微型史学的评述是：“即把‘一块历史’当作一个标本，将其视为洞察整体历史的‘微型景观’，以如此的方式进行全面的研究。一批意大利史学家遵循这种思路已走得很远，被称为微观历史学派。而我们则宁可认为，必须采纳某些英、美史学家业已运用的那类个案研究，个案正是据以研究全面的历史的标本。”勒高夫进一步以面包为喻说明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假如继续以面包作隐喻，必须指出：我们并没有把面包弄成一堆碎末，而是切下一块面包藉以探讨全面的历史，对这块面包的研究适用于认识整个面包。”这一番话按到对微观史学情有独钟的日本明清史学者的头上，尺寸同样合适。

    从地域社会论另一层面的含义秩序论而言，日本明清史研究的秩序论与年鉴学派总体史也有相通之处。历史结构通常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秩序结构，即由社会各部分组成的秩序网，从中抽离的任何具体事件只是作为全局的一部分才有价值，就事论事的研究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二是时间结构，由长、中、短三个时段构成历史发展系统，历史学家要揭示历史的变迁，通常是通过长时段或中时段的研究，或是把短时段的事件置入长时段中，在历史的座标系上标注某一事件的确切位置。如果延续传统史学的做法，史学研究异化为事件描述，一个事件的价值仅止于事件本身，那就有被演化为戏剧故事的危险，短时段观察法容易导致这一错误，“因为短时段观察法是歪曲现实的哈哈镜，并且是无法预测的”。

    日本明清史学者所做的细部研究，也是为短时段事件建立大的历史座标的一种尝试。以复社首领张溥的研究为例，这个人物一直作为单纯的社团首领受到关注，史家关心的是他在影响朝政的具体*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近20年来，研究的角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溥作为乡绅在地方秩序中发挥的巨大影响力凸现出来，日本《东洋史研究》第33卷第3号刊发特集，名称就是《明清时代的乡绅》，登载了宫崎市定的论文《张溥及其时代——明末一乡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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