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5月10日在柏林市中心落成的纪念碑同样被命名为“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而一月份议会举行的一次纪念活动中，一个被全世界媒体广为传播的画面则是：犹太作曲家乌尔夫·比尔曼一边弹奏钢琴一边朗诵诗作，施罗德总理就坐在离钢琴最近的位置。比尔曼朗诵的诗歌，是犹太诗人吉察克·卡泽内尔松1943年在集中营里所写的长篇诗作《来自被屠杀的犹太民族的伟大赞美诗》。甚至在联合国[注: 联合国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在1945年10月24日在美国加州旧金山签定生效的《联合国宪章》标志着联合国正式成立。]特别大会的开幕词中，安南也特别强调了犹太民族在二战中的苦难要超过其他民族。

与犹太民族的苦难一再被强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他民族的苦难则很少被叙述、被言说，更遑论在国际会议中成为中心议题，在电视画面中占据显著的位置。比如，吉普赛人在二战中几遭灭顶之灾——在立陶宛、爱沙尼亚、荷兰三国，吉普赛人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在克罗地亚是百分之九十八——然而，在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中，吉普赛人的苦难要么被一笔带过，要么根本不提。

我们无意否认犹太民族所遭受的深重苦难，但必须看到，其他民族的遭遇同样触目惊心。也许各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根本就不应该用数字统计来进行孰轻孰重的比较，因为苦难作为一种精神创伤，是不能也无法量化的。我们更应该清楚，无论是犹太人、吉普赛人，还是其他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全都发生在现代理性社会，发生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因而其悲剧意义早已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界限，对其苦难的回忆与纪念也不应该成为某个民族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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