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0页）

交代完党内事务之后，列宁开始口授文章。由于规定的医疗制度禁止列宁写文章，所以列宁把口授的东西叫做“日记”——因为没有禁止他写日记。这样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文章开头第一篇就叫做《日记摘录》。接着，口授了《论合作社》，评论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的《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些文章列宁都要求发表，但阻力重重。例如《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政治局讨论时就不同意发表，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古比雪夫甚至建议单独印一份刊有列宁此文的《真理报》，敷衍列宁。当然此计未能得逞。但是在刊载时还是对文章做了处理。文中说，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在当时发表的《真理报》上删去了涉及总书记的字样。以后《列宁全集》俄文第1、2、3、4版均按照《真理报》的文本处理，直到1964年出的俄文第5版第45卷才恢复原貌！在发表之前，1923年1月27日政治局和组织局给省委和州委发了一封秘密信，否定文中所提到的党内分裂危险，说“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我们认为有必要一致声明，中央委员会内部工作中根本没有那种可以令人担心的‘分裂’的情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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