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1918年的上半年是个异常困难的时期。从波罗的海沿岸、阿尔汉格尔斯克、乌拉尔到远东，外国武装的干涉和捷克斯洛伐克兵团的叛乱使苏维埃俄国不得不去打仗，不得不去进行一场几乎是无法进行的战争。这是一场面临种种深渊的危机，而加深了这场危机的是，无论是旧军队的士兵，还是工农群众都不愿意再打仗。因此，苏维埃政权的建军就不得不在两种错综复杂、纵横交错在一起的情况下进行。一是，政权的建立在由上而下地艰难展开，二是克服和消除普遍的厌战，甚至反战情绪又势在必行。

为了组建军队，在军事人民委员部里专门成立了“全俄组建红军部务委员会”，由波德沃伊斯基和克雷连柯等4人主持工作，第一支“社会主义军队”就是在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并开赴前线的。但是，这支军队人数有限，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没有作战经验，而且没有能率兵打仗的指挥人员。此外，军队人员的纪律性远不如人意。苏维埃政权面临新的决策。

在托洛茨基看来，要组建军队，就首先要组建军事组织机构，这就像工农要掌权，就必须要首先建立苏维埃一样。因此，1918年3月14日，托洛茨基在被任命为陆海军人民委员兼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就立即着手将“全俄组建红军部务委员会”与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其他部门合并，这项工作被托洛茨基称为“上层的组军”。他认为，不首先建立上层的、最高的军事行政机构，就不可能在下层建军。随着政权机构由上而下的建立，因此“下层的组军”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1918年4月8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法令——《乡、县、省和边疆区地方军事管理条例》。这项法令确定了苏维埃军事行政机构的统一模式，即托洛茨基称之为“军事委员会”制的模式。这个“军事委员会”是个“三人委员会”，它由一名军事专家和两名军事委员组成。

按照托洛茨基的解释，这种军事委员会的实质就是：“在纯粹军事的、作战的问题上，尤其是在纯粹战斗性质的问题上，所有机构的军事专家都有表决权”，政治委员“有极严格的命令不得干涉作战指令，不得阻碍并不得取消它们。而军事委员也要在士兵和群众面前签字保证所下达的命令是军事行动所必需的，而不是反革命的诡计。”这份命令事实上成了托洛茨基在组建新军队时的指导方针，这个指导方针明确将军队的指挥职能分为两部分：政治的和纯军事的。

1918年4月22日，托洛茨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对组建新军队和它的指导方针做出了全面阐述。托洛茨基明确提出，现在建军不能实行“一长制”，而要实行指挥员和政委的分工制。托洛茨基说：“我们不得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