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向来心直口快、快人快语的弟子子路，似乎对此却不敢苟同。在他看来，“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这显然是不明究理、不尽情理，不分青红皂白地苛求于那些非哲学的大多数人了。就像“荷蓧丈人”这样的人，虽不可谓之曰“君子”，但也决不是什么“小人”——他们是“逸民”、是“隐者”，是“避人之士”而非“避世之士”；否则，他是不会留宿招待子路的——也许子路早已淡忘自己于前此两位所谓“避世之士”那里遭到的冷遇了吧？也许这样的“隐者”、“逸民”或“避人之士”，就介于“君子”与“小人”之间——既不好，也不坏；既不值得提倡，也不必要去反对。若用孔子的话说，即是“无适也无莫也”，“无可无不可”[28]；或者用庄子的话说，“莫之是莫之非”[29]。

至于子路最后一句“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显然又是在重复着乃师孔子的这样一段话，即“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以及其所谓“道其不行矣夫”[30]。然而在此他竟将这个“道”下降至“荷蓧丈人”的身上，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位“荷蓧丈人”既非“知者”亦非“愚者”，既非“贤者”亦非“不肖者”；或者说，他乃是介于“知者”与“愚者”、“贤者”与“不肖者”之间。因而他便没有必要像哲人孔子或像可能成为哲人的子路那样，自觉地承负和担当起这份道德责任和使命。于是乎，无论在《孔子世家》还是在《论语》之中，他也同样只是一位无名无姓之人，甚至他与上述为孔子列举过的三类七位古之“隐者”、“逸民”或“避人之士”们，都不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而只是或只能是一个所谓“荷蓧丈人”而已。既如此，则夫复何求？难道这个“道”不是哲人的问题而是属于这种“荷蓧丈人”？对此，孔子除了一句“隐者也”外，并没有说什么，但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在心里上是接纳了这个人的；而弟子子路则显然是完全搞错了自己的“明道”与“行道”的对象。于是乎，人家请他吃的那顿丰盛的晚宴，恐怕他是白吃了；请他见过自己的二子，恐怕他也是白见了。一句话，弟子子路伴随乃师流亡生活中的这一难得的遭遇，恐怕是虚此一行了。于是乎，才有所谓“复往，则亡”——在此，也许司马迁根本就没有打算安排他第二次与“荷蓧丈人”一家人再见面。见一次面后尚且如此，第二次见了又怎样？受了人家的好处就想把自己的哲学/“道”分享给人家，但问题是可以这样做么？人家需要么？“复往，则亡”这一结局不是很说明问题？哲学/“道”本来即与这样的人根本无缘的。既如此，又因何要抱怨？而且这到底是自己的错还是人家的错？既如此，这样的见面还会有什么意思？哲学并不是“科学”，当然更不是什么“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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