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此方面，即使此二者，大概也并不例外；否则，他们倒真的成了孔子之所谓“不可与同群”的“鸟兽”了。但问题是，司马迁却又分明是把他们当作人、当作“斯人之徒”来写的——尽管他们无名无姓。于是乎，这其中的思想意蕴便尤其耐人寻味了。尽管“避世之士”是根本不存在的，而可能存在的只能是“避人之士”、“逸民”或“隐者”罢了。倘若就此而论，则此二者显然根本就算不得是什么“隐者”的；或至少说，他们完全不可与上述孔子之所谓古之“逸民”同日而语——只是他们自己并没有感觉到而已，或者说，他们对自我的感觉太好了，并自我陶醉于其中；甚至他们很可能还自以为只有像他们那样的人、像他们那样的“避世之士”而非“避人之士”，才可以称得上是当之无惭的哲人。至于孔子，则显然是不算数的。然而同样具有反讽和吊诡意味的是，他们在历史上却无名无姓；当然，哲学史上也同样并没有他们的任何位置。
而他们却可能是孔子之所谓“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的“知者”或“愚者”，“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的“贤者”或“不肖者”；但同时却往往又导致了“道之不行”与“道之不明”——正有如《易?系辞上》中由“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的“仁者”与“知者”之所导致的“故君子之道鲜矣”一样。而其所言的共同之处胥在于，与孟子之所谓“杨朱墨翟之言”一样，乃是所谓的 “邪说暴行”，其根本源于“世衰道微”。这个意义上的哲学，才可堪称为黑格尔之所谓“思想中的精华”，“时代精神的反应”；或者可以用孙正聿先生的话说，是“哲学的时代”与“时代的哲学”。既如此，我们大概便可以理解当时的孔子何以竟要采取那样一种显然有些不够斯文的说话态度以及孟子又何以要终生以“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为己任而不顾“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思想的问题，如果不理解自己的对立面，（便）没有可能（得到）推进。”[25]
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荷蓧丈人”可以说是这幕有关于孔子流亡戏剧中第五个出场的有趣之人。而且从表面上看，他似乎与前此“郑人”、“有荷蒉而过门者”、“长沮”、“桀溺”，并无太多不同，甚至“复往，则亡”，同样亦未能与其谋面；但其中的问题却是，最终孔子却许之以“隐者也”——要知道，在孔子那里，这一评价不可谓之低。“耦而耕”的长沮与桀溺，用司马迁的话说，“孔子以为隐者”，而结果却无声地证明他们并不是。但问题却是，何以孔子在此又要十分肯定地说这位“荷蓧丈人”乃是“隐者也”？难道仅凭弟子子路转述给他的那句“丈人”之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若单就一篇《孔子世家》中的简短记述而言，这一问题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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