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幕短短的戏剧场景中的“郑人”到底是谁？显然并不重要，而且司马迁的一句“郑人或谓子贡曰”中的“或谓”二字，更将其安排到了极为次要的位置；重要的是他说了什么、怎么说以及孔子对此的意见和态度——然而为现代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谁在说”这一问题意识，则显然是把个中问题给弄反了。哲人孔子当时的具体处境或困境，也只有文学家的司马迁才能够真正体会得到。而《孔子世家》显然是一部戏剧，作为这部戏剧作者的司马迁，是不可能要亲自跳出来与孔子对白或自说自话的。于是乎，“郑人或谓”这样的角色和话语生焉。也就是说，“谁在说”，在这里，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了什么以及如何说；反之，如果说这个“谁”本身即足够重要的话，太史公很可能会不惜笔墨为其在剧中安排下一个相当的角色的——这大概就是戏剧的艺术，就是文学对话艺术的根本魅力之所在吧。

但其中的问题却依然是，这个“郑人或谓”中的“郑人”究竟是谁？“索隐”据《孔子家语》说是“姑布子卿”——这一说法虽不能说是无稽之谈，但毕竟又太牵强了。最有可能的是，他是一个泛指，泛指某一个人，或者一些人、一类人，类似于现代戏剧中的“群众演员”或者“特务甲”、“特务乙”之属，是稍纵即逝，并不需要在剧中留下其真实姓名的人——需要的是，借助于他或他们之口说出来那些只有他们这种类型的人才能够说出来的话，说出其对哲人的认识或者误识。

无论是王肃还是《韩诗外传》的作者，都通过对“丧家之狗”一语的解读，给予了孔子本人以太多而难得的怜悯和同情。但这份太多而难得的怜悯与同情，似乎却并不属于孔子，也不属于司马迁。而且所谓“丧家之狗”一语，似乎也并不仅仅在于所谓“不见饮食”、“不得意”、“不得志”、“不得行”以及“顾望无人”之本身；在本文看来，它似乎更在于其中的“丧家”这两个关键字，在于丧家、无家，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无论是对“丧家之狗”还是对“丧家之人”而言，其实都一样。

那么孔子何以丧家、无家，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这无疑乃是哲人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郑人”或者有似于“郑人”的人所可能理解的——他们所能理解的，只能是其亲眼所见的事实本身，只能是“就事论事”，“用实说话”，只能以成（王）败（寇）而论说英雄，只能从眼前的一己之私去理解哲人，只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能就当下、现实本身来理解当下和接受现实。于是乎，借助于司马迁的笔，在他们的眼中，哲人便已不再成其为人而是成为了一条狗而且还是一条“丧家之狗”，或至少说与自己不再是同类；却从来不问一句哲人何以丧家、无家、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他们是自愿这样的么？他们愿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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