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十分失望：“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9]——如其所言，“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若非“悠悠者天下皆是也”，孔子还用得着去周游列国？而其所谓“易”，似乎却并不必然意味着即一定要变易、革命甚至于不断革命或者继续革命——要知道，原始儒家对“革命”一词是十分慎重的；而其有关于“汤武革命”问题的讨论，对此最可证明。有关孔子的“易”，孟子在为自己是否“好辩”作出辩护时说道：“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0]——也就是说，只要其中的一个“抑”、“驱”或者说“惧”，恐怕就已经是足够的了。如此看来，在孟子那里，孔子之所作所为当是完全可以与大禹、周公等人相提并论的。而在孔子本人看来，人是断不可以与鸟兽同群、为伍的，既然成为人、成为其所是，那么他注定就是社会的动物或政治的动物，注定就要“生（于）天地之间”、“处于天地之间”[11]，“无所逃于天地之间”[12]——此乃人之所为人、成为其所是的基本边界，或者用庄子的话说是“大戒”[13]。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人是政治的动物”才可以说是对人的最本质的定义[14]，“人如果不生存在社会中，就不算是真正的人”[15]。与此同时，这一点，即使在马克思看来，“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因为社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就等于是政治关系。因此更“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标志着美国社会的特征一样”[16]。此外，这一点即使在德国现代著名历史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看来，也同样如此——前者曾明确指出，“政治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17]；而后者则亦明确认为，“政治是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18]，并且认为，“政治性属于人类生活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乃是一种命运；因此人无法逃避政治。政治之无可逃避表现在这样的矛盾中，即如果人们试图取消政治，就必然陷入无措的境地”[19]——这是“因为人类就其总体而言在生存上是通过政治参与而得以理解的。政治就是命运。”[20]而所谓“政治事物，或者说人类事物”，在20世纪最具影响力而又最引起争议的政治哲学学者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看来，它不是别的，乃“是理解一切事物的关键”[21]。而且据说“几次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讲这个东西。制度是最重要的，制度好了影响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向好的地方发展，就跟效率挂钩。效率、生产力提高根本是制度决定的，制度好影响人的行为，行为好社会产出就大。”[22]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在255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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