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次，司马迁的孔子对此却不置可否，什么也都没有说甚至于一点反应都没有；与此同时，太史公却将笔锋一转，紧接着竟似乎没头没脑、没有缘由，不惜笔墨、令人费解地谈起了什么“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的事来：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这段文字显然是针对上述“有荷蒉而过门者”之所闻及所言的无声而有力的回答。“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4]的师襄子尚且对“已习其数”、“已得其志”终至于“得其为人”的孔子“辟席再拜”，“有荷蒉而过门者”又何以可知孔子“其数”、“其志”与“其人”呢？因此其所谓“有心哉，击磬乎”，显然是空的，无凭的；而其所谓“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由此可见，则更是一番虚妄不实之言——仅凭又响又急，何以知其“莫己知也夫而已矣”？音乐从来都是一门艺术，因此不可能仅仅会有是响是喑、是急是缓这么简单的。

司马迁无疑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大家，对这两段文学细节的巧妙安排和处理当一定是其有心而非无意之笔。从表面上看，两段文字的内容似乎并不相关，甚至会让初读者感到十分突兀和混乱——一个尚且没有交待完，谁知紧接着却又说起了另一个。然而无论是前者的击磬还是后者的鼓琴，说到底，都无非于音乐。而在中国古人那里，“礼”与“乐”本是一体化的。“先君制礼，藉之以乐”[5]；“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6]以及所谓“礼乐文明”、“礼崩乐坏”……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由此可见，“乐”与“礼”或者音乐与政治二者间的关系自内而外、由表及里，总是统一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政治相应地就一定要有什么样的音乐，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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