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时代，所谓“避人之士”或可叫做“隐者”；抑或用孔子的话，将其称之为“逸民”。而且尽管孔子曾对这样的“避人之士”、“隐者”或“逸民”曾给予过部分肯定，但他本人同时却又明确表示，自己与这些人之间并不相同：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23]     

上述历史场景发生于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时年孔子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而且即使如此，他本人却依然明确地作出表示：宁为“避人之士”，不做“避世之士”。但这一点，却是根本无法被当时像“长沮”与“桀溺”之类的无名无姓的“隐者”、“逸民”或“避世之士”所理解的。既如此，他们之所以要无言以对、无可奉告，“耰而不辍”甚至要对此讥讽和嘲笑，不是也很正常么？如此看来，“避世之士”的“世”是断不可“避”的，否则其将不啻于离群索居，与鸟兽同群——因此开始的时候，“孔子以为隐者”；但结果却证明，他们却不是。究其实，则不过是一群“鸟兽”；同时，“避人之士”的“人”，似乎却完全可以得“避”，有所避亦有所不避。但这却需要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甚至要走死逃亡——恰似当年周游列国的孔子。

这里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更细微的文学细节，一种或可叫做反讽、吊诡的复调表现手法，并寓于“长沮”与“桀溺”两个怪人之无声而有形的行动和行为当中——“长沮、桀溺耦而耕”。但要紧的是，所谓“耦而耕”者，又无疑乃是一项务必两个人才可以付诸行动的合作行为；其中一人在前，一人在后。因而问路的子路在问过一个没有得到正面答复之余，才又要到前面或后面去询问了另一个；反之，若此二者间没有这份一前一后的密切合作而只是单兵教练、单打独斗的话，则上面两段对话显然不能成立，或至少说，桀溺对子路的一番问话便是多余的。但不管此二者间谁前谁后，他们自然都无法对自身的这一充满着合作性、政治性或社会性的行为事实作出任何辩护——尽管他们在作如是说而且看上去还有点自命清高、振振有词，然而他们却在“耦而耕”甚至于说话间依然在“耰而不辍”。既如此，又何谈什么有关“避人之士”与“避世之士”的理论？事实胜于雄辩。“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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