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此，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哲人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曾经指出，“一本外传的书就包含了两种教诲：大众化的教诲，它蕴涵启蒙的性格，并居于前台；哲学的教诲，它关涉最重要的问题，只以隐微的方式加以表达。这并不是要否认，一些伟大的作者也可能把一些声名狼藉之物用作口舌之娱，从而非常公开地陈述了某些重要的真理；由此，他们表明了他们是多么地不赞同宣扬相关的真理。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的一些最伟大的作品中，我们总能发现如此多而有趣的恶魔、疯子、乞丐、舌辩之士、酒鬼、犬儒以及小丑。”[36]要知道，虽然《太史公自序》上说，《史记》乃是一部“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之作，但究其实，它并不是什么秘笈，而是一部“任何识字之人都可以接触到的”“外传性”的作品；至于一部《论语》者，亦然。而且即使时至今日，却依然故我，方兴未艾。于是乎，从这两部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中，“我们总能发现如此多而有趣的恶魔、疯子、乞丐、舌辩之士、酒鬼、犬儒以及小丑”——但重要的却是：在阅读这样的作品时，我们千万不要把那样人的说过的那样的话太当一回事；同时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生活中的我们切不可把自己也当成了那样的无名无姓之人。否则，若扮成了那样一幅怪里怪气、滑稽可笑的面相，岂不是要贻笑大方？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生活中又多的是这种人。因此还是那句话：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或许对此习惯了，自然也就会好了。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哲学或科学真理的公共传播是不可能的或不必想望的，不仅短时间内是这样，而且永远都是这样”[37]。

当代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不无调侃地作如是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然而上帝之所以会发笑，那也只是因为，它笑人们不信它——这正可譬喻哲学之于非哲学的大多数人。但其中的问题是，到底哪一个要更可笑呢？《易?系辞上》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但“完全的哲学家”却是“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于是乎，“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既如此，而在孔子的流亡戏剧中邂逅了几个怪异而有趣的角色，难道不是很正常？然而，其中的问题却依然是，正如《系辞上》之所言，“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回答是否定的。《老子?四十一章》尝有言曰：“上士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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