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有关于孔子流亡这幕戏剧中先后出场的上述六个有趣的角色，可以发现他们有如下诸多相同与不同之处：其中，相同的是，他们无不是一个个十分有趣之人——无论是其怪怪的名字本身，还是其怪怪的行动和言语；他们总是与孔子邂逅，或者说孔子总是与他们失之交臂，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最终能够体面地站在孔子面前，面对面地直接同他对话；单从动作上看，他们不是“荷蒉而过门”、“耦而耕”、“耰而不辍”就是“植其杖而芸”或者“歌而过孔子”，不是“复反，则亡”就是“趋而去，弗得与之言”——稍纵即逝，不复存在，就像在孔子眼前轻飘飘地划过的一颗颗或明或暗的流星；他们的言语总是阴阳怪气、滑稽可笑的，而给孔子本人带来的感觉则或喜或悲，悲喜交集；并且他们又集中地出场于一部《孔子世家》戏剧当中，甚至于在一部《论语》里，除了一个“郑人”完全缺席，一个“荷蒉而过门者”出现在《宪问》一篇中外，则其他四个有趣之人却均集中出现于倒数第三篇，即《微子第十八》之中——若仅就一部《论语》的整体篇章结构而言，这难道只是一种偶然？难道一部《论语》的结篇成集果真是毫无头绪、杂乱无章而需今日儒者们重新对其加以整理、修订和重排，并无任何基本构想？话大概不能这么说。

而其不同之处则在于，从“郑人”、“有荷蒉而过门者”、“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的无名无姓，到“楚狂接舆”的有名有姓、名唤“接舆”；从其中“郑人”与“有荷蒉而过门者”的看来似乎什么都不是，到“长沮”、“桀溺”的先是“以为隐者”接着是形同“鸟兽”，再到“荷蓧丈人”的“隐者也”；从孔子对前两者的完全置之不理，再到对中间两者的怃然、愤怒以至于无情谩骂，直至对后两者的“复反”和“下，欲与之言”以及“弗得与之言”。其间的不同之处，在司马迁的笔下、孔子那里，当是十分明显的。

然而正是伴随着这诸多的变化和不同，孔子的这幕流亡戏剧亦将落下其最后的帷幕。于是乎，在孔子或司马迁的孔子的眼中便不再出现此等有趣而怪异之人——究其原因，盖不过有如下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流亡哲人孔子已为非哲学的多数人所接受，从此以后，他们不再觉得他很怪，因而也便不再在其面前表现出那种有趣而怪异的动作和言语；而另一种可能则是，这样的有趣而怪异之人越来越多，而且多得已不胜枚举，难以数计。于是乎，孔子或司马迁的孔子，便决定从此敬惜字纸、不费口舌，由他去吧——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此外，其中似乎更有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此时的孔子，其哲学已发生了政治的转变，从而变得更加关心起政治事物和人类事物，更加关心人之成为人、成为其所是，并从此而由天上切实返回到了他所真正生活着的人间——告别启蒙，告别革命。

不管怎么说，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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