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角度上说，他们却是一群人，一个群体。当然这个群体的构成是复杂的，有的可能是官，有的可能还是大官，但更多的却是平民百姓。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群体就是民众（the mass）或者说是“人民”。也别忘了哲人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他并没有死于国君之手而是被人民以民主投票的形式判死的；也就是说，他是死于雅典这个历史上最民主最伟大的城邦的人民之手：在由500人组成的大陪审团中，竟有280票认为他有罪而仅仅只有220票认为他无罪[31]——280：220，高票通过，于是乎，哲人苏格拉底，他死了。然而与苏氏相比，我们知道，后来的哲人亚里士多德却活了但他却从此而走上了一条有如孔子的流亡之路。为什么要走？他的解释是，“我不想让雅典这个伟大的城邦，对一位哲学家再犯下同样的罪行”。而贤圣孔子之所以必须要选择流亡、不断地选择流亡，盖即如此吧？否则，他恐怕也只能像哲人苏格拉底一样，必然是死路一条；换句话说，何以孔子要周游列国？与其说是他在“谋食”、“谋道”，倒不如说为了生存、为了活着——作为一位诗人/哲人而活着，更为深切著明。这一点，若我们透过司马迁的一篇《孔子世家》，大概完全可以看得见。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看看这里面用过的三个动词“斥”、“逐”和“困”，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鲁乱。孔子适齐”，齐景公本来是想重用孔子的，“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但终因晏婴的一番蓄意挑唆而“以季（上卿）、孟（下卿）之间待之”，晏婴是谁？人民或人民代表。后来“齐大夫欲害孔子”，这时候身为国君的齐景公，也向孔子公开承认说自己也没有招了，“吾老矣，弗能用也”，于是乎，“孔子遂行，反乎鲁”。再后来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鲁国一时间出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于是与鲁相邻的齐国闻而惧，“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这可怎么得了？“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在这份大礼面前，鲁君如何受得了，“将受”。于是孔子便再次出走。为什么要走？孔子是唱着说出其中的缘由的，“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一句话，他恐怕受不了这股“枕边风”。于是他又来到了卫国。卫君对他还算不错，“致粟六万”，年薪六万，“居顷之”，但没过多久，“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其中的“或”，代指“某个人”。于是乎，他又离开了卫国，“将适陈，过匡”，“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而且司马迁在这里又进一步地解释道，“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师徒们都走散了。后当孔子见到自己的得意门生颜渊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吾以汝为死矣”，而颜渊却很会说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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