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道”之难言，即早已令老子、孔子等古圣先贤们求索不尽、浩叹不已，更不必说这个“一”。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17]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18]；甚至于，他还说，“朝闻道，夕死可矣”[19]——为了这个“道”，他甚至想不活了；而且还是如果早上闻知了这个“道”的话，那么到了晚上，自己就可以不活了。既如此，业已沦入流亡生活中的孔子，是不可能再为这个“难言”、“难闻”的“道”再去四处奔波的。换句话说，如果他本人“已闻”、“已知”了这个“道”的话，那么他恐怕就不想活了；既如此，那么他还用得着那样去不停地流亡、奔波么？为了这个不可闻、不可言、不可知与不可得的“道”而奔走，这可能么？而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又有什么意义？或“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又怎么样？这个“命”又是什么？它乃是人之成为人、成为其所是的一道基本边界；或者用庄子的话说，它是人之所谓“大戒”[20]，正像人的“大限”或者“死期”一样，没有人能够知道，也没有人可以从容地把握，正如子曰“未知生，焉知死？”[21]既如此，何以知“道”、因何为“谋道”而辗转、徘徊、奔波或流亡？如此看来，如果说我们倒真的很可能被太史公司马迁的话给骗了——很可能被其笔下那个既像是在“谋食”而且更像是在“谋道”的不断流亡着的孔子给骗了，也未可知。其实，尼采早就说过，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哪一位真正的哲人是“真正诚实的”[22]；至于司马迁这个人，大概也并不例外——他不可能不撒谎，也不可能不欺骗。

三、流亡：“诗人”/“哲人”

众所周知，孔子无疑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哲人；与此同时，他还是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诗人[23]。既如此，其中的问题大概就好说了——这是因为，在人们通常的意象里，只有像屈原一样的诗人、像他这样的“诗化哲人”的形象，看上去才会孑然一身、愁容满面，浪迹旷野、行吟泽畔，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直面于眼前苦难的黑暗现实、仰望着头顶浩渺的莽莽苍天，悲悲切切，凄凄惶惶。于是乎，便诗性大发、汪洋恣肆，纵论于古今、求索于上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于是乎，《离骚》、《天问》与《九歌》生焉。

那么孔子本人到底算不算屈原式的诗人或诗化哲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却知道，在《史记》中，司马迁是将他与屈原、孙武、周文王、左丘明、吕不韦和韩非子放在一起谈的：“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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