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其中的问题却是，子不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8]？而且纵观一部《论语》，孔子亦似乎并不把一个什么“食”字太当一回事，譬如他总是说“君子食无求饱”[9]，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10]，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1]，而且他还曾如此的评价自己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12]，甚至于当子贡问起在政治上，在“足兵”、“足食”与“诚信”三者之间，“必不得已”而要去掉其中的两个该怎么办的时候，孔子却毅然绝然地回答说，第一“去兵”，第二“去食”，并且在说过“去食”之后，紧接着又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3]。由此亦可见，说孔子的流亡就在于“谋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正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而司马迁于《史记》中用了一定的篇幅在谈什么孔子如何为“谋食”而奔走的事，则不过在于：有意地去欺骗那些哲人尼采之所谓的在“气质上和天性上不宜听”“稀罕的声音”[14]的人士罢了；换句话说，实际上，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有那种事。

二、流亡：“谋道”

既然孔子的流亡并不在于“谋食”，那么是否就意味着他是为了“谋道”呢？有可能；而且支撑这种论断的理据，无论在《史记》还是在《论语》之中，都是俯拾即是、屡见不鲜的。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就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同时，《孔子世家》之中有关于其为“谋道”而流亡的叙述和转述的文字，更是占据了其中绝大部分篇幅，而且似乎还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这里孔子之所以“不仕”，是因为当时“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相反，如果说他“仕”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他也就不会有什么流亡了。也就是说，他之所以后来要流亡，是因为当时鲁国的政治“僭离于正道”。因此他便要流亡，为“谋道”而流亡。

当孔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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