础的人学思想，对这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具有根本性的缓解，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夏王朝，已经具有了十分严密的宗法制度。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都城遗址中，发现了一处大型宫殿建筑群基址，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总面积达一万平方米，四周为廊庑式建筑，中为庭院和殿堂，其平面布局与后世的宗庙十分相似。经专家研究论定，这一宫殿基址是夏代宗庙建筑遗存。[3] 有宗法制，就必然有相应的种族迫害，这是毋庸置疑的。夏朝最著名的刑罚就是所谓“五刑”，[4] 除此之外还有象、流、鞭、扑、赎，[5] 诸如夷族、斩杀、刖膑、黥刺、杖鞭，还有割残身体的酷虐肉刑劓、、、大辟 [6] 等，在当时都已经很普遍了。
商朝“邦畿千里”，“重作汤刑”，继承并发扬了夏朝的传统，“战俘奴隶、债务奴隶和因罪为奴者激增，大量奴隶被统治者随意屠杀，或用作祭祀的牺牲，或为主人殉葬，动辄数十，甚或上千。如在安阳小屯侯家庄发掘的殷陵，5个大墓殉葬的奴隶就达2000多人，无头俯身及其它惨状的遗骸，都是奴隶制暴虐统治的见证。”[7] 商朝在夏朝残酷的刑法基础上，又发明了“族刑”、“炮烙”、“醢”、“脯”、[8]“剖心”等酷刑。甲骨文中还有象征火上烧的被缚者和把人丢在臼中，用杵捣死的样子。其惨烈、残忍，不可以想象。
“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为政》）礼是宗法制的副产品，继夏、商之后，周朝全面发展了礼，把它推向了极至，使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西周时期，礼就是法，它确定了宗法等级关系的种种内容、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集中体现了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意志，具有极大的严肃性、强制性。与“礼”互为表里的是，周朝同样具有十分严密的刑罚惩治措施。不仅各种残酷的刑罚较夏、商更为繁杂（如死刑就有磬、斩、弃市、磔、膊、焚、辜、碚、诛、刎、戮等），[9] 而且把礼纳入了刑，“寓刑于礼”、“律出于礼”，例如左（邪）道乱政者，杀；奴隶聚众互相往来者，戮；杀其亲者，焚；杀王之亲者，辜；不孝不友者，重刑不赦；改革礼乐者，处流刑；男女私通者，处宫刑；逃亡劫盗者，处膑刑；诬告、不讲道义，处墨刑，等等，直接把“礼”纳入了刑罚的范围，直接为维持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
对夏、商、周的刑罚状况作这么一个简单的回顾，其目的就在于引导我们对孔子法律思想的崛起作一种历史的、发展的思考，开辟一条同情理解的路径。亦即，明确了夏、商、周三代以宗法制为内核，借助刑罚实行野蛮、暴虐的阶级、种族迫害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孔子的“无讼”思想不论从哪个角度上说，都是对以往法律制度的一个人本主义的矫正。通过这么一个特殊的视点，我们已经强烈的感到（下文将详论），孔子的社会政治学说、仁学、教育学、美学、诗学，特别是法学的理论建构，都是建立在总结过去，开拓未来，以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为其基本的背景和指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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