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何调节德行教化与刑罚的关系呢？孔子的论述也是相当精辟的：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孔子的根本目的是要在社会风气上尽力呵护老百姓的廉耻之心，纯朴之心，使他们居仁由义，处德里道，如此，则天下“无讼”矣！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首先就是要为政者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所以，历史地看，孔子的德政，孟子的仁政和荀子的隆礼，都是西周社会“德主刑辅”的升华。

但是，孔子的法律思想有它更为珍贵之处。这种珍贵之处就在于，它涵盖在“仁学”的总体框架之中，空前地给予了“人”以极大的爱心，给这种天地间最有灵性的动物，以发展、提升、完善的无限空间。因此，孔子“无讼”的法学思想，把人的主体性的扩充和弘扬放在了首位，给了人一个重要的、尊贵的地位。人靠自己的德行修养和后天努力，就可以自己操纵、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韩非企图用“严刑峻法”、“以刑去刑”的法理思想去控制社会的安定，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走进了视人如草芥的误区（请参阅注释①），它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一介草民”振臂一呼，而天下影从，把短命的秦王朝埋葬在人民大众的愤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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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韩非子·内储说上》：“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一日，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在这里，韩非子企图以国家的绝对权威来威慑民心，否定了社会道德的作用，否定了法律条文的客观实在性，视国家的权力为判断是非、丑恶的唯一标准。在国家权力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制约的时代，这种学说只可能导致视民如草芥，置人民于水火的恶果。

[2]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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