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一些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他们在总结和借鉴尧舜时代以及夏、商、周所提出的“民惟邦本”的道德论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有关人文主义思想的新的道德论说。孔子在这些“道德论说”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克己”、“爱人”、“力行”为基本内容的“仁学”，而成为东方人文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

东、西方人文主义都以人为本、重视人性、肯定人的价值。但东方人文主义, 孕育于将“人道”与“天道”溶为一体的人类的幼年时代（原始社会末期），以“人道”与“天道”交互影响所产生的有关道德论说为基本标志。东方人文主义不存在西方人文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深刻批判，也不存在与自然主义的彻底决裂，而是在“人道”与“天道”的统一中，将人性及其全部特质溶于宇宙；其人文主义观念中,既有精神的层面，也有自然的层面。以孔子“仁学”为代表的东方人文主义，以对人的行为的社会评价，以及人的社会责任为出发点。对以孔子“仁学”为代表的东方人文主义来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谐、有序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重要原则。

如果说，开始于启蒙运动的，特别重视“个人”价值的西方人文主义,不依靠宗教来回答问题，而且忽略对超自然的解释, 因此,人们将其称之为“西方世俗化的人文主义”；那么, 对特别重视“社会”责任的，以孔子“仁学”为代表的东方人文主义,虽然没有现代意义的所谓宗教的影响,但却并不否定“皇天”、“上帝”的最高权威,而且以追求和谐有序、天下太平为生活目标,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将其称之为“东方社会化的人文主义”！

2、东方人文主义的三原则

东方人文主义，虽兴起于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春秋时期,但作为东方人文主义核心内容的“民惟邦本”思想，却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产生。《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载:“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夏启之子,太康之弟。《五子之歌》,乃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皇祖”,指“大禹”。“皇祖有训”,即大禹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是“大禹”对后人的训戒。“大禹”训诫其后人，对“民”要亲近，不能疏远。“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乃邦国之根本,作为邦国之根本的“民”安定了, 时世才能雍和太平。

从有夏经有商到西周的一千三百多年间, 中国奴隶社会的开始和发展经历了三次大动荡。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禹的儿子启为了袭取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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