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也。“行”，为也。孔夫子认为“仁”在于心,“我欲仁，斯仁至矣”[14]，如果不努力实践，便觉得“仁”远离自己。无论是“克己”，还是“爱人”，都必须“力行”。孔夫子曾经说：“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14]“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能抵御一切外物的诱惑；“恶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恶，能绝去一切不仁之事，而不使有些许及于其身。“好仁者”、“恶不仁者”都是成德之人,现实生活中的确很难见到。然而，有人果真一旦用力于仁，也没有见到其力有不足的。也就是说, 有人如果真的“好仁”而“力行”，则亦无不至之理。
3、东方人文主义对人性的张扬和追求
“人”是社会的人，人之所以为人的所有需要都是社会的。所谓“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需要的概括。人是脱胎于自然的社会存在，他有和动物一样的生存需要，也有和动物一样的繁衍后代的生理需要；但人作为社会的存在，还有人之所以为人的需要。人的生存需要和生理需要虽是和动物一样，然而却经过社会的洗礼而升华、打上了人类历史的烙印、成为受人伦道德制约的社会需要。不过，作为个体的“人”来说，生存与生理的需要，虽与动物有本质的不同，但却是具体的、现实的，是个体的“人”必需得到的。如果不能使个体的“人”在这方面得到满足，就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实质上，生存与生理的需要是个体存在的现实表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15]。“大欲”者，即人之生存与生理的需要；“大恶”者，即对人之生存与生理的需要的否定。满足人之“大欲”，禁绝人之“大恶”，是人之生存与生理的需要的一体两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生存与生理的需要是人的第一需要；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交往、要相互尊重，这种交往和尊重需要，是人的第二需要；有些人并不满足一般人的生活，他们有一种使命感，他们希望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而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需要，是人的第三需要。生存与生理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这种需要称之为“本我”需要；交往和尊重需要，是社会要求个体或个体自觉服务于社会的需要，是社会中的个体的自觉行为，这种需要称之为“自我”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是“自我”的超越，使自己成为自己理想的人，这种需要称之为“超我”需要。所有这些需要都是以植根于人道与天道结合的“礼”为存在依据的。
“人文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它以重视人性、肯定人的价值为其特征；对人性的张扬和追求是人文主义者毕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东、西方人文主义由于各自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不同，对人性的张扬和追求的内容也不相同。
西方人文主义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对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以来直到文艺复兴以前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大反击和大批判。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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