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是“为仁”的第二原则。《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朱熹注曰：“爱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务。”《史记·郑世家》：“郑相子产卒,……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集解》引贾逵云：“爱,惠也。”《说文》：“惠，仁也。”“爱人”，施爱于人，即施惠于人,或曰，施仁于人。“人”，是与“我”相对的“他者”。春秋儒家“为仁”，要求“我”与“他者”同一。“为仁由己”[7],但必须推己及人。《论语·里仁》载：“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注曰：“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克己”，即克尽己私，尽己也。“爱人”，与他者同一，推己也。

春秋儒家的“爱人”思想，不同于战国早期墨子的“兼爱”思想。墨子的“兼爱”思想要求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10]，是以“为彼犹为己”[11]为出发点的。墨子认为“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11]。“兼爱”之“为彼”，是以“为己”为参照的。也可以说，“兼爱”之“为彼”，实际上是“为己”。就重视人性、肯定人的价值而言，墨子的“兼爱”思想，以“为己”为参照，是以世俗的“个人”为依归的；春秋儒家的“爱人”思想，以“克己”为出发点，是以社会和谐、时世雍和太平为依归的。若天下人人能“克己”（克尽己私）、能“爱人”（施仁于人），时世哪能不雍和太平！

“力行”是“为仁”的第三原则。孔子认为“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达道”。对此“五者”，“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知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朱熹注曰：“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谓达道也。以其分而言，则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于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则生知安行者知也，学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然而“人”有贤者愚者、有为公者自私者、有强者懦者。朱熹引吕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殉人欲而忘反，懦者甘为人下而不辞。故好学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所以孔夫子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12]春秋儒家认为“为仁”是天下人的事，希望天下人人“好仁”、“为仁”。天下人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13]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7]因此，只要“好仁”而“力行”，便可“为仁”。

 “力行”，努力实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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