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心理等的认识）相联系，强调心理感官上的愉悦作用，偏重于心理上的暂时治疗，因此，“净化”说可以列为心理学的范畴，而且，它还具有某种超人间的神秘的宗教意味。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所达到的“和”，虽然也重视自然的合规律性，但赋予这种规律以伦理道德上的意义，是经过“和”和“怨”这一个体心理的抒发，达到“观”和“群”的社会伦理效果。因此，它侧重于心理--伦理的范畴。也就是说，孔子的“和”偏向于一种内向的精神观照和狭隘的道德比附说教，要求情感附会和符合人世的现实规范和秩序，使个体意识到他的社会责任的崇高意义，从而自觉地控制他的情感。虽有束缚个体发展这一消极方面，但它要求在个体和社会的和谐统一中发展个体这一点，与亚氏的“净化”即人经过某种剧烈情感宣泄后达到平静这一只注重个体情感发泄相比，“兴观群怨”说更符合审美的本性。同样是“和”，孔子强调情感表现和伦理道德的“谐和”，排斥激烈的怨恨、爱憎，使艺术对社会反映生活受到局限，而亚氏强调情感自由抒发和剧烈宣泄后心理的“中和”，在这种状态下，以阿波罗式的静观，反映生活中的剧烈冲突，人间最悲惨的遭遇，以及各种可笑可怪的人事。
3、“净化”说和“兴观群怨”说蕴含的理性观的差异
亚氏的“净化”说个体性原则摆脱原始的冲动的野蛮性，在道德精神的层次上得到发扬光大。亚氏看重的不是希腊艺术中狄俄尼索斯的冲动，而是阿波罗式的静观，他对悲剧艺术中的动作整一、个性刻画等研究完全是理性的。在亚氏看来，悲剧或音乐最终能通过“净化”把人引向一个理性的精神境界。他认为，人并非完全是理性的，人性中还存在着绝不能消除和忽视的情欲成分，在“净化”过程中，理性无时无刻不在控制、主宰、引导、支配这人的情欲，使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保持一种平衡的感情。“净化”的作用就是悲剧借引起怜悯和恐惧之情，使观众或强或弱的情感在理性引导下得到锻炼、达到适度。
与“净化”说中情感对理性处于一种从属地位不同，孔子“兴观群怨”说中的理性则包含着情感，情感中有理性的成分，是理中有情，情中有理，理性与情感交融渗透，地位上是平等的。在“兴观群怨”的过程中，理性不是一种主宰、控制、规范，更不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力量，而是融化在情感之中，成为人的情感本身的一种因素、成分或特色，情感和理性不是相互外在、相互分离，而是融为一体，从而发挥诗应有的社会作用。因此，“兴”在感发个体情感过程中，通过直观和联想而达到社会的普遍理性；在理性的、冷静的“观”中，仍伴随有情感的好恶态度；要做到“群”，也需要在个体情感上下功夫，通过对个体的陶冶，使之成为自觉行“仁”的理性和情感统一的人；“怨”不是无度的抱怨、谴责，这种情感应保持与理性的平衡协调才具有感染力量。因此，情感和理性渗透交融，形成了李泽厚所说的“中国特有的实践理性”观。
以上是对亚氏“净化”说和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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