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多《郑风》，只是孔子一言断了，曰：“郑声淫。”如《将仲子》，自是男女相与之辞，却于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襄裳》，自是男女相咎之辞，却干忽与突争国甚事？但以意推看狡童，便见所指是何人矣。不特《郑风》，《诗序》大率皆然。”…这是他的伟大贡献。
宋明理学家把儒学推到了新的高峰，他们的贡献我认为是世界性的。同时，早期的理学家很讲训诂，他们的功底都是很深的。但是末流有些人背离了理学的初衷。到了乾嘉时代又走向另一段，阳明之学的末流，顾炎武批评是空疏、误国。鉴于历史的教训再加上清代文字狱的压迫，所以学者们都钻到小学、音韵、训诂、校勘版本当中，在家庭教育里还是按宋明理学，可出去只讲文字、音韵、训诂。于是偏离了经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达到顶峰。随便举个例子，“君子博学而曰叁省乎身已，则知明行无过乎矣。《大戴记?劝学》篇作“君子博学如日叁己”也。如、而古通用。王先谦《荀子集解》，《大戴记》一本作“君子博学如日叁己焉”，与俞说同。孔氏广森云：“叁己者，学乎两端以己叁之。”我个人认为王先谦的结论可以作为定论。
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就是到了清代乾嘉以后，大家就在字句上争来争去，而王先谦成乾嘉之后，这时候宋学有点儿复兴，所以就又要向经义靠，因为他能够得出更让人信服的。脱离开经义，只是就字据争论半天，写若干篇文章，但是这些结论对惊异经义有什么用？不太好用，于是后来遭到非正统的或者正统的理学里杀出来的《汉儒通义》里说：“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季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近儒尊崇含儒，发明训诂而不讲义理，亦非也。”钱穆先生在《朱子学提纲（新学案）》里说“清儒则一意考古，仅辨名物。”我认为钱先生的批评是很中肯的。
乾嘉巨擘段玉裁《戴东原集序》：“先生之言曰：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像抬轿子的轿夫），所以意轿中人也。”所谓六书就是文字学，意思是小学乃至于数学全是给人抬轿子的。“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如果你们把文字、音韵、训诂、校堪看成全世界都干这样的事情，那你们就把抬轿子的人当成轿中人了。又尝玉裁书曰：“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所以正人心也。”我的其他小学著作都是抬轿子的，真正与世有用的是孟子的书，而孟子的书是清代理学或者哲学的重要著作，在中国的哲学史上是有重要的意义。
段玉裁在一篇文章说“癸亥，先君子见背，今又七年所矣。归里后所读书，喜言训诂考核，寻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他一头扎进了文字、音韵学中，老了才明白，这是抬轿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世人，应该兼顾既追寻工具，更重要的要求道，有益于世，以正人心。
许宗彦《学说篇》：“考证、训诂、名物，不务高远，是知有下学，不知有上达，其究琐屑散乱。”章学诚“著作本乎学问，而近人所谓学问，则以《尔雅》名物、六书训诂谓足尽经世之大业，虽以周、程义理，韩、欧文章不难一映置之。”只知道这个是学问，不知道那是更大的学问。
根据以上所说的，就是我的思路，要想读懂古书，要想读懂经义，必须学训诂。不能整个的训诂学界只顾训诂，不管经义。作为个人可以一生研究音乐或者训诂，但是作为学术界一代人都是如此就不行了，这个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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