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这段自述里概念和逻辑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王权概念的理解。即便属于“武力争夺的结果”，作为一种政权形式，王权实际上也承担着某种承担某种公共职能的功能。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最初也是为了治水而组建起来。如果不是浪漫的无政府主义者，严肃的学人就应对此有所自觉，而不能以道德判断代替历史分析。而刘氏笔下的王权正是这样一种道德情绪下定义的负面概念。在道德审判的目光下，三代之王、嬴秦之王、霸王道杂之之王没有任何区分。而实际上三代行封建，是一种贵族共和制，天子只是一种共主，对诸侯领地不具有政治经济的权力。秦灭六国立郡县，官员似家臣——这应该与刘氏的王权概念相对应。这两种王权在制度形式和价值理念上的差异，借用汉宣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的话来说，就是霸道和王道的区别。不难看出，刘氏所讨论的王权实际只适应于秦帝国由法家进行理论奠基而由嬴政现实完成的王权形式。对此不做区分，王权概念的内涵自是模糊混杂很难经得起追问。

    正是由于对具体历史过程的忽视导致了对逻辑上的颠倒：“王权的系统”构成了社会的“骨架”。王权的系统应该是指政治制度即国家吧？马克思说它是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显然社会的结构逻辑在先。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清晰的说明了社会的结构和原则如何经由周公的制礼作乐而政治化成为政治制度情形。所谓国是家的放大、君权是父权的延长正是对这种宗法制特征的描述。退一步说，如果这是指国家对社会的异化或反噬之后的状态，那么，论者是不是应该在二者的博弈互动之中对这一过程作出交代？

       一般来说周秦之变可以视为这样的时间节点——这就进入了历史分析。从十七等爵制到二十等爵制，代表了专制王权改组社会的努力（西屿定生说它意味着“对农民的个别人身支配”）。但纯任霸道的秦帝国二世而亡，正说明其并无足够的政治资源实现其独擅天下之利的愿望。虽然汉承秦制，但实际在行政方面汉已经进行了巨大调整。无为而治自不待言；高祖增置县三老、高后置孝悌、力田，武帝遵董仲舒之册“独尊儒术”以及后来察举制的施行，均是从秦的霸道政策后退，而辅之以王道，即对社会系统的组织和利益表现出必要的借重和尊重。变化的原因与其说是道德不如说是智慧。控制社会是为了攫取利益，攫取利益必然遭遇抵抗；这就是所谓博弈。而博弈就只能从手中的筹码出发制定策略或行动方案，追求自己利益大相对最大化；这就需要理性化自己的行为。“刘邦之皇权是一种新型的相对性有限皇权。”（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第143页，三联书店，2000年）汉代社会的生机于是充分发育，表现形式就是庄园经济的茁壮成长。有此支撑，社会和国家影响力的消长明显向社会一端倾斜，以至有“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的说法。班彪论光武在王莽篡乱之后很快开创出中兴之局，认为关键就在“危自上起，伤不及下”。由于社会能量的积累，在东汉晚期的动荡中正是地方豪强清除宦官、镇压黄巾起义，进而自己捉对厮杀。从三家归晋、到“王与马共天下”、再到弘农杨氏重新统一全国，深层都可以看到宗族组织的力量涌动。

    刘氏所谓观念系统应该主要是指儒学。指控它是“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的“反映”，首先需要克服一个逻辑或发生学上的障碍：王权在先还是儒学在先？具体到内容，在国家和社会的二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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