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刻意混淆文化与政治的区分，即使王权支配了社会，文化也并不就因此丧失自己的独立品格。因为文化的根深植于人心和人性之中，而人心与人性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毁灭的。如果说道统政统分立、以德抗位只是一种理想，将其完全当成事实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浪漫主义，那么以王权支配社会从而支配文化进而从道德上否定文化则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虚无主义。抹杀了社会的独立性、有机性，现代个体权利、公民概念又能从哪里立足生长？人的尊严既体现在对超越精神的追求，也体现在对正当利益的维护。在《尚书》中就保存着这样的谚语：“抚我则后，虐我则雠”；“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以守邦。”“戴”是“分物得增益”的意思。这是一种朴素而基本的契约观念、民本观念，具有宪法原则的地位和意义。“这种组织道德或规则道德能够为完成从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向程序法则的转换铺平道路，并因此可以作为从民本精神开出新儒家权利哲学的一个重要起点。”（夏勇：《中国民权哲学》第23页，三联书店，2004年）

    刘氏王权主义叙事的时代背景是以现代性为最高价值的80年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发展理论是当时学人主流的思考范式，对改革开放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套理论话语的基本预设和方法论本身是存在缺陷的，如西方中心论、普遍主义、传统与现代的二分等等。如果这一切在它们的原产地已经得到了反思（如艾森斯塔特观点的变化、政治学变迁理论的兴起等等），那么同样的工作我国却仍尚付之阙如。刘氏声称怀有继承五四启蒙精神、改造国民性的宏愿，但好的愿望并不意味着好的学术与好的思想主张。例如五四时期就有废除汉字的所谓救国方案。刘氏王权主义叙事从思想史角度说对儒家、法家的价值理念不加区分、从社会史角度说对周秦的制度丕变不加考索、从政治学角度说对国家社会的利益目标、力量对比及其博弈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统治形式”与“统治程度”不做具体分析，知识上难以成立。与此相应，其对历史文化的把握和处理简单化和虚无化，也是对历史文化内在性质和生机的否定。它不仅无法解释三千年文明的风雨兼程和近代以来方方面面的发展变化，也彻底否定了中国式现代社会建设的意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能。

     这样一个由零碎知识支撑的观点居然蔚然成派呼风唤雨，不仅消耗着大量学术资源，甚至还自以为占有着道德制高点。这同样是值得我们去深刻反思和反省的。

　作者简介：陈明，男，西历一九六二年生，湖南长沙人。西历一九八二年毕业于株洲师范学院中文系大专班；西历一九八九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西历一九九二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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