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以上简要的陈述，可以看出从儒家开出知性学问，本就是一个“相顺的发展”，并没有思想上的困难，也没有观念上的抵触。国人如能一念醒悟，则数十年来的纠结误解，可以一扫而空，而民族文化心灵在通达条畅的情形下，“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自能兼顾并重，相辅相成。

        第三纲，政治上的“政统开新”。300前，华族在政治上的表现，其实是领先其他民族的。但中国传统政治却有三大困局，一直未能解决。（1）朝代[注: 【中国】 　　朝代：指整个王朝，也朝代讲时：指整个王朝，也指某一个皇帝的一代。 朝代　　　　熟记口令　　(1）　　夏商周秦西东汉　　三国两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又十国　　辽宋夏金元明清　　(2)　　夏商]更替，治乱相循。自尧舜禅让[注: “尧舜“禅让”的历史传说，反映了原始公社的民主制度。禅让的方式是和平、明主地推选，不是个人权利的转移。体现了“以人为本，任人为贤”的思想。]，到三代世袭，又引发汤武革命，下及秦汉，竟形成“打天下”之局面。这表示，在“政权转移”的问题上，始终建立不起客观的法制。（2）君位继承，宫廷斗争。这是从第一困局滋生出来的第二困局。君位传嫡乎？传贤乎？各有利弊。历来虽以传嫡为常规，但也不时出现变故，而造成骨肉之相残。（3）宰相地位，受制于君。宰相制度本是华族在政治上很光荣的成就，但那只是治权层次上的制度。而政权方面却欠缺客观的制度来限制君主之专制独裁，所以宰相常常受制于君。以上三大困局，在近代西方发展完成的民主政治中却一举而消解了。这是民主体制最大的效益所在。但五四以来，国人只着眼于政治的活动与民主政治的“内容”（自由人权），而却疏忽了作为钢架的“体制”。体制不立，内容必无保障。建立民主宪政的体制，才是建国大业的关键所在。只要钢架定了，内容方面随时都可以调节充实。

        以上三件大事，乃是华族文化生命发展的坦途。因此，都必须回归到生命的本根，才能滋生力量，开创新机。
 

六、由会通到达时中

       文化的会通，其实并非时髦之事。人类自有文化以来，各种大大小小的文化系统就不断有接触、有交流，因而也必然有会通。其中的差别，不过主动与被动、自觉不自觉的不同而已。

        就20世纪的中华民族而讲文化会通，一方面是“被动的”，一方面却又是“自觉的”。中华民族是在西方的军舰大炮和政治经济之强力威胁下，心不甘情不愿地被逼上会通之路，这当然是被动的。但等到中国人发现西方在船坚炮利之外，还有政法制度、学术思想上的优长，于是西方一下子变成上国、变成先进，而“全盘西化”或“中西会通”的论调便先后由国人自觉地提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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