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为学务益者有两病：一者读诵抄写，持事多闻，名著事；二者寻于书义，穷究文理，名著理。此皆心有所著，故当损之。夫为道务损者，亦有二病：一者断除妄想，心外求静，名执无；二者并去尘缘，专守一心，名执有。此皆心有所执，宜又损之。损去为学为道之心，离著离执，以至无为之道。无为者，是无心而为之。

破执的方法就是佛教中观学派的“双非双遣”，通过损之又损，非之又非后，个体就会“离外境，离二边，都无所著，不立于心，见如不见，来如不来，身心一如”，[１5]以致无相，无生，无死。由此可以看出，在邵若愚那里，长生之道和治世之道均非老子大道的最高境界，只有佛教之“无执无心”庶几可与老子之道媲美：无心即境空，境空即无执，无执即真心呈现，真心呈现即无欲，无欲即为老子无上之道矣。

三

从以上有关无欲、无心的论述之中，我们可以看出邵若愚以佛解《老》的落脚点就是一个“心”字。他的这一解释使我们看出佛老之间确实是具有相通之处的，而他于心的阐发， 无疑是对老子思想的一种重要发挥，这种发挥不仅使老子哲学思想更具思辨色彩，也显示出了老学发展的时代特征。首先，邵氏与唐代重玄学派一样，以佛教的中观学说阐释《老子》，他们运用相同的理论和思维方式，却显示出了不同的思想旨趣，重玄学派的根旨在于“重玄”二字，即通过遣之又遣的“双非”方法，试图追索抽象虚通的重玄本体，虽然其中也涉及到了心性的内容，但从主要内容看，重玄还不是一种心性论，只能归于本体论的范围。邵若愚释《老》的理论武器与重玄学家是完全一致的，他也讲“又玄”、“双非”，“不执两边”，但却看不出对宇宙本体的探求了，其宗趣变成了“无欲”、“无心”，把老子之道释成真心，老子之道论变成了心性论，求道与个体的心灵解脱等同了起来。从“重玄”到“无欲”的旨趣之变，我们不能不承认时代思潮对老学发展的重大影响。

其次，从魏晋到宋元，人们对老子的哲学思想的阐释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由魏晋的以玄释《老》到隋唐的以重玄释《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