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知有之”这类君王，用“无为”的方法治理天下，而“无为”如前文所述，又是道和德的本质属性。君王以道治国，无为而治，人们对其自然“不知有之”。

　　老子最反对的君王是人们“侮之”这一类，并认为这类君王缺少“信”。为什么这类君王缺少“信”？联系老子批评礼的社会危害性时所说的“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可以知道，这类君王以礼治国，其治理天下的治道是“礼”。君王以礼治国，因而缺少对民众最基本的“信”。由于君王为政以礼，缺少“信”，并因此造成国破家亡，老子自然最为反对，人们理当“侮之”。

　　人们“亲而誉之”这类君王，之所以获得民众爱戴，是因为其行善积德，对民众关怀备至。据此可以推论，这类君王应是以仁义治国，其治理天下的治道是“仁义”。老子反对以仁义为治道，是因为仁义属于“有为”。老子云：“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老子·三十八章》），即是抽去仁义的具体内涵，从“有为”的维度解读仁义，并以此区别于无为的道和德。

　　人们“畏之”这类君王，之所以让民众畏惧，是因为其严刑峻法，对民众实施高压政策。据此可以推定，这类君王应是以法治国，其治理天下的治道是“法”。

　　由以上的简略分析可知，老子认为君王有四类、治道有四种，君王之四类取决于治道之四种，君王的优劣高下与治道的优劣高下是一致的；君王划分的标准，从君民关系的维度来看是民对于君王的认知和情感，从君王自身的维度来看是君王为政天下所选择的治道。

　　(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哲学系 陆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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