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陆相杉山元的要求下，内阁于11日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向华北增派关东军两个师团，驻朝鲜陆军一个师团，从日本再派两个师团。当时对此执慎重论的只有米内光政海相一个人。

当天晚上近卫在首相官邸召集政界、财界、评论界人士吹风，将这次事件定名这“北支事件”，表明了处理此事件的强硬姿态，要求在座各位予以合作。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在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多久郎正与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签订停战协定。这种增兵的强硬态度必然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硬政策。如果当初近卫能坚持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可能会是另外一个结果。近卫的优柔寡断使日本对华政策变得强硬，导致事态恶化。与其单纯地说他是被陆军强硬派牵着走，不如说是他自身的优柔寡断的因素更大一些。西园寺对他领导能力的担心应验了。

从11月初开始，日本政府通过德国驻华大使特拉乌特曼作中间人，向蒋介石提出实现和平的条件。但日军于12月13日攻占南京后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事件”。

对卢沟桥事件原来主张不扩大事态的陆军转为积极介入论，战争被迫陷入长期化。这其中有两个背景：

一是意大利参加了日德防共协定，形成与英美对峙的枢心国体制。再一个是派遣到中国的军队在北平建立了以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后又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这两个因素使和平工作越来越难实现。

政府在1938年1月11日大本营和政府首脑御前会议上制定了处理支那事件根本方针，决定“如果国民政府不来求和便不再以其为对手，转而帮助建立新政权”。近卫在16日发表了“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近卫在第二年就此说明辩解称：“声明是外务省制定的草案，由广田弘毅在内阁会议上提出的。”并承认该声明是失败的。参谋本部作战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等人从尽早结束战争考虑反对这个该声明。尽管如此，强硬论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是因为陆军内强硬论抬头，加上外务省和政党的帮腔，近卫做出了强硬判断。这段时间里，在第七十三届国会中，由军部主导的《国家总动员法》和《电力管理法》虽然遭到政党和经济界反对，但还是得以通过成立，日本从此开始了战时国家体制。

单单指责近卫大概有些过于残酷。在容忍军部独断专行的背后存在着统帅权问题。据曾担任近卫内阁书记官长的风见章所写《近卫内阁》披露，内阁为了干预统帅权曾想过各种各样的方案。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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