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愤怒了，他要与反动当局拼死一搏，他的惊世骇俗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便是在黑暗、反动的政治挤压下迸发出来的。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是个敢说敢做、身体力行的革命者。6月9日，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再次重申：“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6月11日晚10时，他在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京师警察厅暗探逮捕。

张国焘没受几天的牢狱之苦，便被释放了。回校后，他便积极参与营救陈独秀的活动。大潮过后，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段锡朋、康白情、罗家伦等，先后被送到欧美留学，一腔政治热情的张国焘，想想自己的学绩并不在他们之下，可如今，他们就要出洋留学，而自己还要在无定的前程中挣扎，不免怅惘：“只有我，在北大还有两年学程。”

就在他怨天尤人、深自嗟叹的时候，陈独秀被保释出狱。尚在迷茫中的张国焘，再度兴奋起来，和同学们一起去监狱门口，用俄文唱着《国际歌》，迎接陈独秀。在北大三院的欢迎大会上，张国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他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导师……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是对人权的践踏，是对科学与民主的蔑视，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对陈先生所遭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问。”

建党时期

1920年2月，陈独秀回到上海。这时，张国焘也在上海，他们又相聚了。陈独秀告诉张国焘：“我们时下对黑暗政治的反抗，便是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回到北京，张国焘如实向李大钊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那就是，彻底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中国也应该走俄国革命的路。李大钊赞同陈独秀的说法，但他又认为，借鉴俄国革命应该首先从理论上着手，所以，早在3月，他就已经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做理论宣传工作。

同年3月间，共产国际委派维经斯基等来中国考察。维经斯基一行来到北大，通过两位俄籍教师结识了李大钊，并经常在一起交谈。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时机已逐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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