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并有意予以帮助。李大钊认为筹组政党的事情,还是与陈独秀面谈最适宜,就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面议一切。
这时,北京的局势再度紧张起来,北洋政府又开始追捕爱国学生,张国焘也上了黑名单。正在此时,学联为南洋募捐的事,让张国焘去上海活动。
临行,张国焘前来向李大钊告别。他告诉李大钊,自己将去上海见陈独秀。李大钊听罢,对张国焘说,陈独秀已经来过好几封信,言论激进,提出要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但是,究竟怎么干法,信中又没有明确的表示。他让张国焘传递自己的明确态度,他说:“我是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陈先生如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计划,我是一定赞成的。”
到上海后,张国焘把李大钊的谈话原原本本地向陈独秀作了转述。陈独秀高兴地说:“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离京后的选择,而这也是受守常和戴季陶的影响。”他还神秘地告诉张国焘,他已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见了面,“不过,组织共产党则是我自觉自愿、挺身向前的决定”。
张国焘就住在陈独秀家。半个月以来,他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陈独秀,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后,在回忆这段难忘经历时,他的表述还是那么清晰、鲜明,恍如昨日: 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回到北京,张国焘把上海的情况向李大钊作了汇报,李大钊赞同陈独秀的意见,并于当天给陈独秀去信,内容多是建党的事情。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而早在5月,张国焘便来到上海,和李达一起做会议的准备工作,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因故没有出席,会议便理所当然的由张国焘主持,他在会上宣读了陈独秀的信。会议选举出中央局,一致推选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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