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共事
中共一大闭幕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一职,离开广州来到上海,正式履行中央局书记的职责,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艰难而坎坷的生命旅程。他也由此至1927年7月辞去总书记一职,与张国焘共事了六年。
1921年8月,共产国际筹备召开远东劳动人民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未与任何人商量,将他的翻译张太雷派往日本。临行前,张太雷请周佛海和李达给施存统写信,请他在日本予以帮助。陈独秀知道后,很是不满,便有意回避马林,不屑与之见面。
几个星期后,张太雷从日本回来了。他知道马林和陈独秀闹得很僵,便找了分管组织工作的张国焘。他说,李达和周佛海在信中,竟然要施存统不要理睬他。张国焘听后十分生气,立刻来到陈独秀家,质问在场的李达和周佛海。没想到,陈独秀承担了责任,并反问张国焘:“你的一些做法也很不恰当,例如,你为什么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水,这是雇佣革命,你知道吗?中国党是独立自主的党,中国革命的一切都应有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你懂吗?”
张国焘不同意这种说法,带有征询的口吻说道:“共产国际代表是我们的顾问,我们不应该向他提供工作计划吗?党初建的活动,如果没有必要的经费,请问又能怎么进行呢?再说,很多专职党务工作者,没有最低的维系生活的薪水,难道让他们喝西北风不成?”
陈独秀虽然个性倔犟,但是,他有一点却是可贵的,那就是对待任何事情,只要是正确的意见,是决不会固执己见的。过了片刻,他以习惯性的动作,轻轻地拍着前额,不无歉意地说:“这样说来,那是得重新仔细考虑考虑。”
第二天,马林将张国焘找去,问起陈独秀避而不见的事情。马林似乎已经知道陈独秀和张国焘的争论,有意表扬了劳动组合部的工作,鼓励张国焘“担当起更大的责任”。
其实,马林多半说的是气话。不久,他与陈独秀会晤,便早已将此事置之脑后了。可是,马林的话对于张国焘来说,却如同几只作祟的虫子蓄积于胸,不时膨胀、涌动。不久,他便有宗派活动,以至在党内有“张国焘小组织”之说。他反对和排斥李汉俊、李达等人,说李汉俊“对资产阶级妥协,有改良主义的倾向”,李达是资产阶级的“研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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