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写布告，或是劝捐，或是募兵，或是劝人不要通匪，他都会在布告上留下自己的姓名。这在传统中国，又是很尊敬人的做法。大家看古代布告，会发现通常的署名，前面是官衔，最后一个字则是那个人的姓。国藩当时是礼部左侍郎，署名就该是“礼部左堂曾”。但国藩不这样写，而是写成“礼部左侍郎曾国藩”。怎么这样就表示了尊敬呢?在传统中国，只有皇帝、父母、师长可以对人直接称名，除此之外，都应用字、号来称呼人。如曾国藩，朋友会用他的字“涤生”称呼他，尊敬一点，则称他“涤公”，年辈小一些，则称他为“涤丈”，关系疏远一点，则连“涤”字都要少用，而应使用“大人”这类称呼。如今国藩这么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贴告示时把自己的姓名全写在上面，并不避讳，这就是尊敬士民的表现。

如此，效果还真不错。省城各级官员发现，曾国藩这么官高名大的人都能平易近人，自己也该收敛一些，向他学习，不能总是摆官架子。这样一来，湖南的官场风气慢慢起了变化。国藩能够这样做，与他早年志向有关。他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原才》，略谓一个人不要只是抱怨社会风气不好，不要总是说人心不古，而应从自己做起，尽量改变世风。你希望世人都能向义，都能去利，离“利”字远一点，离“义”字近一点，那么，你自己得这样做。你也不必在意自己地位如何，是不是能起到表率作用，从而影响更多的人。当然，地位高一点更好，影响力会大一点。其中的关键，在于认识“风俗之厚薄”到底是如何转化的。天下虽大，只须一二人，他们真能向义去利，从我做起，丝毫不爽，必然能够转移世风。国藩虽平易近人，但骨子里抱有精英主义情结，他说，老百姓“庸弱者比比皆是”，即大多数的人，既平凡又无力，不论实际的力，还是道德的力，都太弱，指望他们改变世界，不靠谱。吾人精英(“贤且智者”)，应该站出来，告诉老百姓，我们向义忘利，并且身体力行，以为表率。于是，“庸弱”的老百姓，才会有样学样。如此，世风庶几能够转移。整天抱怨世风如何如何，总不率先做起来，终究不能触发群众的良知，毫无价值。

当然，国藩的言行也引起闲言闲语。有人觉得，吾人缙绅阶级，凭什么要把自己弄得毫无威仪?凭什么要弄得那么扁平化，跟草民搞零距离，体统安在?不仅官场有人这么想，即国藩身边的年轻助手——虽无官职，却有举人进士的功名，算是体制内人物——也有这么抱怨的。窃谓，这些人对管理学的理解力不如国藩。用今天的例子来讲，国藩创军好比创业，是要做一个公司。我们知道公司治理一定要有制度，制订战略，实施方案，都需由制度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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