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罗泽南这么一说呢，曾国藩坐不下去了，于是就在咸丰元年四月，上了那道著名的奏折，叫《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指出清文宗的“三端”——三个大毛病，让他改正，不改正将来就会流弊无穷。他说清文宗只注意琐碎的事情，对国家的大政没有感觉，处理政事没有高明的手段。反而是一些小事，斤斤计较。譬如，为了避讳他的名字“奕”，竟将常用的“仪注”两个字都改了，都变成避讳字。曾国藩就说皇上你就注意这些琐碎的东西，这些跟国家大计一点关系没有的事情，你这是瞎操心，现在太平军起义了，全国都很乱，你对于派谁去灭他，怎么去保证后勤，中部、东南部如何防守，根本没有做出应有的布置，尽注意琐碎，不顾大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他就不仅仅是说事了，而是开始对清文宗进行人身攻击，说你作为皇帝，个性有问题，你喜欢文饰，喜欢那些虚头巴脑的礼节，这个人对你是不是礼貌，是不是很尊敬，你很看重，至于人家说的那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用，有利还是有害，你却不去辨别，光根据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去判断一个人。这就是“文饰”。然后，你还是个骄矜的人，刚愎自用，认为自己有才能，很聪明，什么事情都要亲自去管，丝毫听不得别人的意见，别人有意见，你表面上装作能听，第二天就给人家穿小鞋。就这样，曾国藩把皇帝给骂了一通。

当时有几种笔记，作者是不同地位的人，有跟皇帝关系很近的，也有跟曾国藩很近的，都记载、描绘了同一个场景，就说清文宗看到这奏折，往地上一扔，大怒。军机大臣祁寯藻就在边上，他是领班，即首席军机大臣，文宗就对祁寯藻说，这曾国藩把我当什么人了?把我当桀、纣，那些历史上的暴君、昏君，把我当做那种人了。很怒。他没有再说话，怒得说不出话来了。因为攻击太猛烈了，从政事一直说到他的性格，对他进行人格分析，人身攻击。这个时候怎么劝?说曾国藩讲得对吗?虽然祁寯藻确实也觉得，他讲得对，但是你不能跟皇帝这样说:曾国藩讲得对，您得接受。这不算语言艺术，对不对?但是也不能昧着良心说:曾国藩这个王八蛋说的一派胡言。祁寯藻就回了四个字，很聪明，叫“主圣臣直”。意思是说，因为皇帝圣明，所以才有这样的讲直话的臣子。这等于是一马屁把俩人都拍上去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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