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更为直接的经济原因，即做官发财一一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大家知道，官吏只是从事社会管理的公职人员，其本身不能创造社会财富。任何一个社会，不能没有管理人员，但如果此辈过多，比例失调，也必然要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尤其智力阶层，本是社会成员中思维力创造力最强的部分，若他们一味追求做官，而不将力量投入到与创造社会财富(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两方面)直接相关的劳动中去，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然而在古代中国，情况恰恰相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里的“读书”，即“做官”的代名词。读书人经十年或几十年的寒窗之苦，甚至遭受种种耻笑和侮辱，但应试求官之心，皓首不灭。读书做官，就高人一等；而从事工商实业，诸色方伎，则被视为下九流的贱业。特别是把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也统统当作歪门邪道，不屑一顾。当然这种读书做官的道路，是古代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政权而精心设计的。据载，一次唐太宗走到殿后端门时，见到新取的进士们一个个排着队，规规矩矩地走出去，高兴地说:“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唐摭言》)意谓天下英雄都落人我的圈套了。可见，读书做官之途，正是统治者设下的陷阱。对此，古人实际上早已指破其中的奥妙一一所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是也！随着科举制的成熟发展，读书做官的道路曰益凝固化，与之同时俱来的官本位主义也曰益严重化。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从先进变后进，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
科举制度的推行，特别是八股取士，还带来了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的弊端。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持皇权的“万世一系”和封建等级社会的长治久安，特别重视以明人伦为核心的道德伦常教育，并使之与选官制度相结合，而尽家的经典，则是实施这种教育的基本教材。诚然，在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适应不同的政治需要，治才教育的重点有所变化，内容也有所增益。但不管如何变化、增益，这种教育总体上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由于治才教育与选官制度紧密相关，所以古代的官吏选拔也就不能不具有这一弱点。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从统治者方面来看，他们确定儒家经典作为基本教材，尽管不无尊儒崇经的意愿，但首要的目的却是为了钳制思想．为此，甚至连对儒经的注释也要统一。这样，无论是经学还是理学，都成了“日用少而畜德多”的脱离实际的教条，禁锢思想的桎梏。而且时代越后，情况越严重。二是从文人学士方面来看，当政者既然“以利禄劝儒术”，他们也就“以儒术徇利禄”，把“四书”、“五经”当作人仕的敲门砖，根本无意探究“微言大义”，更谈不上身体力行。表面看起来，这些人似乎也能大讲特讲所谓的“经邦治国之道”，但全是纸上谈兵，无补于实际。
毋庸讳言，科举时代治才教育中并不是截然没有一点经世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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