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智能教育内容。当时的统治者针对学用脱节和轻视实际才能的弊端，也曾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例如，明代先后采用了三种办法:一是建立“历事监生”制度，即让毕业的国子监生在规定的时间里到有关衙门去实习，以取得实际工作经验，具体又分为“正历”与“杂历”两种。二是设立“观政进士”，即让新科进士在正式任官前带着使命去衙门工作，以熟悉政务的过程。三是颁行《新官上任须知》，即将新科进士初任职时应注意的问题一一开列，标明易发生弊端之处，以补其经验不足，防患未然。应该承认，这些补救措施，确实起了某种积极作用；但也要看到，这种作用并不具有突破的性质，仅仅治表而不治里。唯其如此，中国古代从人才教育到官吏选拔一贯到底的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的弱点一一特别是被科举时代推向极致的这种弱点，作为一项沉重的历史教训，就格外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年了，百年来人们一直对它褒贬不一。其实，当我们冷静、科学、理性地对它重新审视，不难发现，它蕴涵着十分珍贵的可供借鉴的基本原理——选考。
所谓选考，即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它与现代西方人事行政学中的“考选”(selection)概念大体相同。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考试的做法起始甚早，如乡兴贤能过程中的射选，贤良的策问，秀、孝的策试等等，皆可视作不同类型的考试。不过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考试，却是自科举制开始的。因为这之前的种种考试，大多只是通过此种形式来确定授官等第或检验举主荐贤的态度，而非试有黜落，故还不算真正的考选。科举制时代，“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换言之，即白丁能否释褐为官，全凭考试成绩为转移。这样，考试就成了选官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有这种考试，才属真正的考选。
以考试来选用人才，是人类经过长期摸索探求之后作出的最佳选择。考选制度，应该是也必须是包含着这样几种基本精神的:一曰公开平等，二曰竞争择优，三曰量才使用，四曰内行管理。这些，也就是西方现代组织理论所强调的普遍主义与感情无涉原则，以及择优选拔、据能授任原则。科举制时代的考试，基本上是体现了这些原则的一一尽管存在着极大的不彻底性。由此带来的重大社会效应之一，便是产生了所谓的社会流动一一主要指下层人物进入统治阶级．据社会学家用清代资料所做的抽样调查可知，当时五代之内均无功名的布衣子弟在科举录取的总人数中，约占13．33％，父辈一代无功名的布衣子弟约占33．44％。这一社会流动的速率，同20世纪号称自由之邦的美国大体相当，而比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大三倍还多(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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