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当我开始从居延汉简着手简牍研究时，材料非常有限。那时，我无法去中国获得第一手资料，除了走遍西欧各国的图书馆外，我不得不借助日本学者来展开我的研究。”鲁惟一说，他熟读《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文献，但为了逼近历史真实，他渴望看到最原初的第一手材料，而简牍为他打开一扇迷人的窗户。和其他学者一样，他也是对照古籍史书，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简牍，收集新的史料，据此提出观点。但同时，他还要学习中国文字和文化背景，付出的劳动几乎百倍于东方学者。“诸如‘御史大夫’、‘州牧’等中国古代的官衔称谓，像‘五行’、‘六艺’等技术性名词，还有日期、地名、度量衡等专有名词，对像我这样的老外来说，一开始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早在1960年代，鲁惟一就把学术触角敏锐地伸向了简牍，为自己的历史研究寻找更为扎实的实物证据。后来几十年间，在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他和西方汉学界流行的各种理论有些格格不入，他更愿意在事实基础上进行考证。在此次汉学大会的主题发言中，他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更多讨论宏观背景下的理论问题与汉学发展趋势，而是围绕董仲舒和“儒学”问题展开，提出观点：“从《春秋繁露》和《汉书》等文献的比对，可见‘儒学’这一术语表明的思想体系，并非在西汉时就已存在，说这一思想体系产生于董仲舒的引导，也较难站得住脚……”这一论证，对台下近200名汉学家而言，也够得上“偏门”级别了。

　　鲁惟一告诉我，他喜欢研究历史，喜欢向读者描述历史的发展轨迹。“你知道，一些思潮兴起了，另一些事物消失了，这背后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而相对历史本身，他更喜欢历史研究中各种观点的交锋，“因为这能让你变得更明智”。

　　从《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帝制中国》、《通往仙境之路》到一手编撰的煌煌《剑桥中国古代史》“秦汉卷(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即便已是蜚声世界的著名汉学家，鲁惟一仍表现出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谦卑之情。“对一个在欧洲历史、文学和哲学传统中接受教育的西方人来说，胆敢撰写关于中国汉代知识发展的论著，似乎有些冒险。”他把自己关于秦汉史研究的所有学术成果，形容为“为一般读者撰写的易读之作”。

五次中国行惊讶变化大

　　194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21世纪……算上这次汉学大会，迄今为止鲁惟一共来过5次中国。第一次是在解放前的1947年。“当时，北京还被称为北平”，鲁惟一就是在那时，有了中文名字。一个在英国领事馆工作的秘书，根据英文发音，一笔一划写下“鲁惟一”三个字，这个名字由此伴随了其大半生。此后6个月里，鲁惟一拜师学汉语。中国老师是个45岁上下的中年男人，留着用来蘸墨水的几厘米长的指甲，每天不管这个远道而来的英国小伙究竟“消化”了多少，只顾讲他的《道德经》和《论语》。半年后，鲁惟一返回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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