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儒家相信人性是善的，认为在人性中就存在着自我完善的内在根据，因而不必寄希望于外力的救赎。人经过不断的修身努力，在此岸世界就可以成就圣人人格，不必仰慕虚幻的彼岸世界。儒家所说的人性善，其实是说人性可以善，即人经过努力可以实现自我完善，只是为自我完善预设的前提而已，并不认为人在事实上已经达到完善的程度。从现实的人到完善的人，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的过程；能否达到目的，取决于每个人的道德自觉性和主体的能动性。“为仁由己”的深层含义就是指人应当树立德性修养的自觉性。儒家排除神的主宰，主张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来实现人的道德本性。

    人的主体能动性不仅仅体现在道德实践层面上，也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儒家在解答这一问题时，突出了人事的重要作用，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口号，凸显了人对于自然界的能动性，强调人与自然鼎足而立，人可利用自然，掌握规律，运用规律，达到改造自然的目的。与宗教的出世主义不同，儒家历来主张积极入世，有着深沉厚重的现世情怀。儒家提出以人为中心的理念，用来反驳以鬼神为中心的虚妄观念，主张以投身现实的积极态度，来抗衡宗教出世主义的消极态度。

    我们从儒家“以人为本”的理念中可以看出，儒家崇奉人的尊贵地位，弘扬人的主体价值，重视人的社会作用，鼓励人的入世态度和参与意识。这是一种鲜明的人文精神。儒家“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激励民族群体的功能，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一个民族是否具有积极向上的活力，取决于组成该民族的成员。只有设法提升每个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提升每个人的道德素质和能力素质，这个民族才会保持旺盛的活力。儒家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把重人思想与奋斗精神、经世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提倡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千百年来这种理念培育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坚韧不屈的人格品质，激发了民族成员努力开拓、勇于创造的旺盛斗志。依靠这种民族精神的支撑，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优秀的文化，始终保持着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

    “以人为本”的理念还具有凝聚民族群体的功能。儒家以文明程度作为评价人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标准，以文化作为联络民族情感的纽带，作为民族融合的基础。在众多民族杂居的状况下，中华民族并不把血缘种族放在首位，而把“礼乐”作为区分文明和野蛮的标准，体现了人文化的价值取向。这种文化传统对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间的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儒家文化没有宗教文化通常有的封闭性、虚幻性和排他性，以一种注重现实的人文精神处理民族关系，讲究“天下一家”，避免因宗教信仰不同而产生互相敌视、互相攻讦的现象，消解了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对立和排斥，在客观上加快了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以和为贵

    儒家倡导的第二个重要的价值理念是“以和为贵”。简言之，就是一个“和”字。先秦儒家所讲的“和”，有包容、和谐、适中、恰到好处等意思，讲究的是“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先秦儒者有许多关于“和”的论述，如:孔子弟子有子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讲:“和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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