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和为贵”理念的内涵，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普遍和谐的意识，注重整体的观念，群体至上的追求和中庸之道的方法。它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造就了中国人顾全大局、讲求团结、舍己为人、以国为重的精神品格，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儒家所讲的和谐涵盖面很广，汤一介先生称之为“普遍和谐”，主要包括四个层次: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这种说法是比较全面的。不过应当注意到，从儒家学术思想的价值关怀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来看，讲和谐的最终目标还是要落实在社会政治层面上。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张载在《正蒙·太和》中提出“太和之谓道”，认为天地万物的通理是太和。这就是儒家常说的“天

    人合一”。由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引申出人与人的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的关键在于个人德性的修养与完善。儒家“普遍和谐”的最高层次是政治上的和谐，即注重个人、家庭、国家一体观念。

    在儒家学说中，通向和谐目标的途径便是“中庸之道”。孔子说:“中庸之谓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朱熹的解释更是简洁:“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冯友兰先生则用“极高明而道中庸”一句话概括了“中庸”之道的实质。“中庸”之道并非不讲原则地一味作老好人，而是“极高明”的处世哲学，是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创造和谐的人文环境，避免和克服片面性与极端性的基本原则。而由“仁”引申出“忠恕之道”，则是儒家提倡的做人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成为儒家提倡的道德规范的底线。“中庸之道”是孔子根据自己丰富的学识和实践经验，形成的认识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趋向的方法。它的核心是“执其两端而用中”，主张做人办事，应无过无不及，只有适中才是最好的，处理矛盾和冲突，要适度，要有分寸感，引导事物向最好的方向发展。“中”是因条件而变的，关键是做到“时而中”。由此可以看出，中庸之道的本质就是在平衡中应对常变。

    儒家的“以和为贵”的理念，不仅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使每个民族群体中的成员自觉地加强道德修养，保持与外部世界的和谐统一，而且影响着每个成员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使人们认识到在维系社会群体和谐中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因而能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一种亲和力，从而提升全民族的综合实力。经过历史的不断选择和重塑，“以和为贵”的理念为中华民族广大成员普遍接受，逐渐形成了稳定的精神观念，对民族的团结、民心的凝聚起了稳固与促进作用。“以和为贵”的理念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对于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宽厚包容、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的民族品格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以和为贵”的理念，儒家主张用中庸之道来处理人际关系，主张人与人和睦相处，互谅互让，为达到“中和”状态找到了现实途径，使“中”在维系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中处于核心位置，起到融众人为一体的作用，引导全民族的成员协调一致，同舟共济，共致中和。儒家主张用中庸之道来处理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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