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承认，在儒家的礼学中的确有维系等级制度和君主制度的因素(如三纲)，但这并不是礼学的全部。礼学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站在民族群体的立场上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维护族群的和谐、团结、统一，规范人们的行为，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礼学中的这些内容具有普适性，是同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是可以实行现代转化的。比如儒家十分讲究伦常关系。“伦”的意思是辈分或类别，“常”的意思是经久不衰、普遍适用。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每个人依据辈分、年龄、身份的不同，而处在特定的位置，承担某种角色，这就是人伦。儒家概括出五项最主要的人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强调这五伦“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乃是天下古今所共同遵循的“达道”。一个人在社会中，要充当一定社会角色。因此，儒家要求人人都要担负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种社会规范和精神追求不断内化为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格，为“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实现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经世致用
儒家倡导的第四个价值理念是“经世致用”。简言之，就是一个“用”字。儒学讲究内圣外王、自强自立、奋发有为，注重现实，是一种实践哲学。在以往一些对于儒学的诠释，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儒家只讲动机，不看效果；只会空谈道德性命，不懂经世致用。这是对儒家学术精神的误解。儒学作为一种入世主义的学理，讲究经世致用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儒家“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和为贵”的理念、“以礼为序”的理念，最终都要落实到“经世致用”上。“仁”、“和”、“礼”、“用”四个字相互联系，构成儒家完整的关于如何培育民族精神的理念体系。
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明确地提出知行密切相关的原则，认为行才是学习知识的目的，主张学以致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按照孔子的看法，只会死记硬背《诗经》上的诗句，却没有从政的本事，也不能充任专对应酬的外交使者，这种没有什么用处的书呆子，算不上有知识。他在评价自己的弟子时，首先要看他们是否具有治理国家的本事。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也特别看重行，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为圣人。”(《荀子·儒效》)荀子把行视为检验知的标准，视为求知的目的，认为知必须服务于行，行比知更为重要。如果脱离了行，知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他所说的“行”包含着效果的意思。清儒颜元强调儒学就是实学，宣称“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存学编》卷三)实学的范围包括正德、利用、厚生之学，包括兵、农、政事等经世致用之学。按照他的看法，《大学》所说的“格物”中的“格”，就是“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义。”(《实斋记余》卷六)例如，学习弹琴，光看琴谱是不行的，必须亲手操弄才能学会。他倡导实学，更倡导实行，主张“习而行之”，“亲自下手一番”，“只向习行上做功夫”。的确有些儒家过分看重心性之学，有忽视经世致用的倾向，但这不能代表儒家的基本的学术精神。从儒门走出来的，不都是书呆子，也有辅佐刘备成就“三分天下”大业的诸葛亮，也有敢于变法的王安石，还有建功立业的王阳明。
儒家本着“经世致用”的理念，强调在现实世界中提升道德品格，达到理想境界；在人生实践中自强自立、奋发有为，成就理想的人格。这种学风以其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并由此培育出中华民族注重人生价值、敢于担纲、负重致远、刚毅进取、自强不息、谦恭有礼、不为人先、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求真务实、厚德载物、忠恕之道、利群爱国、乐观向上等一系列优秀民族精神。儒学以积极的处世态度，入世的精神以及讲求奉献的价值取向，教育并鼓舞着一代代华夏儿女发奋进取，在现实人生中成就了无数功业，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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