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当权派的路就没有走绝，就不会有对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的平反，不会有“四人帮”的倒台，不会有人民的破除迷信、独立思考，也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历史的错位》）

　　除了自己的经历外，作者还写到了马寅初、季羡林、王瑶、杨周翰等的人格特质和精神魅力，及其对自己的有益影响。如始终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深切关怀着，并“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国力的贫弱和人民的穷苦”问题的马寅初校长；为遭受时政打击中的她开出“沉潜”良方的汤用彤先生；勉励她把七十岁退休当作治学做学问新起点的季羡林先生；指出“每个人如果能根据自己的精神素质和知识结构、思维特点和美学爱好等因素来选择结合自己特点的研究对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的王瑶先生；倡言“研究外国文学的中国人，尤其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的杨周翰先生等。

　　因此，回首往事，这位青春年少时曾以为“前途满是鲜花绿草”，很有点“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雄心的她，这位后来成为著名学者汤一介太太、也就是汤用彤先生儿媳的她，这位自称“一不小心”就由少女成为七旬高龄老太的她，不仅没有为1948年的升学选择而后悔，而且还深情地在这本书代序中宣示道：“纵然再活千遍万遍，我的选择还是只有一个——北大。”

　　严家炎先生曾经在去年秋天一次中文系举办的品书会上，肯定了乐黛云回忆录中表现出来的“大视野”和“大手笔”。当然，也有不同声音，如2008年12月28日，有网上读者以《听海闲谈：读杂书之九——学人传记》为题发表观感说：“乐黛云《四院·沙滩·未名湖》、谢冕《红楼钟声燕园柳》，写得很深情，却不算是很好的学人自叙。”

　　“学人自叙”该是怎样的？难道一个中国学人不是在时政的大格局下展开自己的人生的么？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汤一介先生在这本书代跋中所作“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的生动比喻：“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却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

　　——这中间也许要刨去1958到1962年那“迟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