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可不这么想，人家把我们当翻译匠”

　　打字机敲出来的声音，是杨宪益家的主旋律。

　　杨宪益外甥女，画家赵蘅还依稀记得，当年她从南京考到北京读中学，周末住在舅舅家时经常听到“哒哒哒”的打字机声响。“他们家子女之间话都少，非常安静。”赵蘅说。

　　打字的是赵蘅的舅母戴乃迭，尽管杨宪益也能用一个指头砰砰砰地敲，但总是不如妻子打得流畅。他们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杨宪益拿着中文口述英文，戴乃迭打完后，再由二人润色、校对。“他说得非常快，有时只说一遍。”赵蘅说。以这种方式，杨宪益和戴乃迭将中国古典文学搬上了西方读者的书架。

　　“现在没有多少人发现，我哥他一直自称为翻译匠、边缘人。”杨苡说，“我也是搞翻译的，我哥就嘲笑我翻得慢，我说谁能像你们俩那样，翻译嘛(就是慢)。他就笑，说人家可不这么想，人家把我们当翻译匠。”其中当然有自嘲的成分，“他有时很无奈，在这个问题上确实不是太满意。”

　　杨宪益曾在自传中说：“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即使是古典诗歌的选择也要视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而定。”

　　1958年“大跃进”期间，杨宪益夫妇“没日没夜地译书，快得像发了疯”，这必然影响到译作的质量。“我哥跟我叨叨过，他说，上面给一个任务，他们也不懂，叫你1个礼拜就搞出来，就是赶，可还要推敲、润色啊，信、达，还有个雅嘛。”

　　“文人不是翻译匠。”李景端说，“译文不是简单对等，而是两种文化转换后产生的新作品。如果是翻译匠，就用网络翻译好了。我们对中国作家宣传很多，但对中国翻译家的宣传远远不够。中国翻译家五四以来，在推动我国文化建设上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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