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翻译逐渐萎缩成为政治服务、为出国服务的应用工具,文学本身的功能缩小了。”
直到现在,翻译在大多数时候仍只是一种工具,或者说是一种技能而已。翻译匠还是翻译匠,甚至,连愿意做文学翻译匠的年轻人,都已经少之又少了。
“翻译这东西,钻进去之后才有自由”
1987年,时任译林出版社社长的李景端找到杨宪益,希望由他来翻译《尤利西斯》,这将是这本书第一个中译本,但这个请求却被杨宪益拒绝。
“他说:这本书的确值得翻译,你有决心引进来是对的。我在英国时就看过,但没有看懂,我没有看懂的书,怎么敢把它翻译出来?他很坦率地跟我说讲:也不是我谦虚,就是英国人也有不少没看懂。作为出版社,不能因为难懂而不翻,但从我来讲,我因为不懂,所以不敢翻,否则就是骗人了。”杨宪益建议,去找一些对英国意识流文学有研究的人,最后,李景端找到了萧乾。
“如果是沽名钓誉的人,冲着这个翻译空白,做起来也不会有人找他的茬。杨宪益是翻译界的一把尺子,他绝不像现在的人不管科技、教育,什么都翻,他基本上就翻文学。他说,翻译这东西,你钻进去之后,才有自由。他自己喜欢文学,也熟悉作家的状况,可以互通。如果到另一个领域,老资源完全用不上,新的又陌生,就会出现差错。当年有人找他翻毛选,他不愿意接,他说我是搞文学的,那些政治性很强的我不擅长。”
“他自己很慎重,不像现在,我们有些年轻人什么都能翻。”李景端说。而日前被网友披露的“史上最牛翻译宋瑞芬”则一人通晓数十国语言,的确“什么都能翻”,最终媒体调查发现,宋瑞芬身份不详,此事不过是出版界一个潜规则罢了。
“判断译作好坏不太容易,”李景端说,“简单说,搞翻译的人容易忽悠人。懂点外语,有本字典就能搞,加上有些出版社急功近利,很混乱。”抄袭、剽窃译作已经不算新闻,蒋介石都已经变成了“常凯申”。有网友称,现在的译作简直让人“销魂”,《机器猫》都能翻译成《铜锣领带》。
杨宪益晚年曾对市场上出现中译外的诸多问题看不下去。一次,李景端到他家拜访,正赶上北大一个人写来一封信指出目前我国在对外宣传上的一些错误译法。“你看,这些洋相到现在还没有人管。”杨宪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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