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端认为，翻译管理分散在各部门，出版管书，外交部管口译，科技部管科技翻译，教育部管翻译教材，“使不上劲”。“而且，过去翻译只有外文系作为一门课，现在有翻译研究生方向了，这是个进步。但现在大学翻译课有点隔靴搔痒，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把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怎么解决？”

　　“他们的追求还没有完全实现，他们本身有遗憾，他们走了对我们来说是更大的遗憾”

　　“现在都讲经济。”杨宪益同事，外文出版社的法文翻译家刘方说。

　　据李景端介绍，解放前我国曾出现过一批以翻译为职业的翻译家。当年叶水夫翻译《青年近卫军》就能在上海买一套房子。在翻译繁荣的上世纪80年代，刘方翻译了一本都德的小说，随后她用5000元稿酬买了一套家具。而现在，一个新译者的稿费每千字只有60元，而给电视台翻译字幕，还能拿到每千字160元到180元的报酬。“搞翻译没有几个职业的，都是业余的，或者是大学教师。”李景端说。

　　学习翻译的年轻人大多选择了外企，“现在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来我们这种‘清水衙门’，坐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刘方说，据她了解，搞中译英的就更少了，基本上都是她的同代人在从事这项工作。国际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200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中国真正合格的“中译英”人才不足百人，缺少“中译英”将导致文化上的“逆差”。

　　与此同时，翻译界译德、译作质量的问题并没有太大改善。2002年，由李景端发起，季羡林、叶水夫、冯亦代、杨宪益等人共同签署的《关于恪守译德，提高翻译质量的倡议和呼吁》提出，翻译要既对原文作者负责，又对译文读者负责。

　　“他们的追求还没有完全实现，他们本身有遗憾，他们走了对我们来说是更大的遗憾，继承还是第二步，我们还没有完全明白这一代人的精神是什么。”李景端说。

　　1981，由杨宪益主编的《中国文学》杂志效仿英国《企鹅图书》，推出《熊猫丛书》这一翻译计划，杨宪益对此兴致勃勃，他第一个要推出的就是在当时身份还比较敏感的沈从文，这位曾竭力向西方介绍中国与中国人的作家。此后是巴金，以及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杨宪益曾对妹妹说：“一定要把他们介绍出去，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古典文学，但我们新文学也不差。”43年前，他在英国翻译《离骚》时，正是为了向牛津老师表示，中国也有悠久的文学传统。

　　“翻译不仅是一种文字交流，也是一种思想交流，甚至是人格上的碰撞，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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