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生著述极多。诗歌、散文、史述、时政言论等等，总量大到令人咂舌。但几部极重要、应当系统叙述的著作，他却只成功半部，下半部就此永久搁置。由此引起人们的很多议论、猜测，这似乎值得一谈。

半部“哲学史”

　　1919年2月，正在北京大学教书的胡适将他的一份讲义加以整理，出版成一部引起很大反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那时，胡适不过二十七八岁，却因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等鼓吹白话文的文章而“暴”得大名。挟此气势，他又抛出这部观念、写法与先前整个社会研究背景全然迥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引起震动自然顺理成章。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应邀为此书作序。序文对这部本校教授的著作大加赞誉。序中认为该书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序言还指出：“对于一个哲学家，若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若不能辨别他遗著的真伪，便不能揭出他实在的主义；便不能知道他所用辨正的方法，便不能发现他有无矛盾的议论。”对于此书撇开当时无人不尊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这一点，蔡元培说作者“有截断众流的手段”。认为此书讲时代，辨真伪，考方法的研究，足以“为后来学者开无数法门”。

　　这部今天看来并不多么深入完备的著作，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反响，这里不妨略举几例。胡适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后来回忆起当他们在课堂上听到胡适讲中国哲学史时的震动情形：“这一段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

　　著名学者冯友兰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当时他已升入三年级，但胡适在一年级讲《中国哲学史》的反应，也回荡到了他们教室。他在回忆文章中说：“胡适给一年级讲中国哲学史。发的讲义称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给我们三年级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拿着胡适的一份讲义，在我们课堂上，笑不可抑。他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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