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挚友，著名学者陈衡哲女士，也借过林语堂的话，为胡适惋惜：“林语堂说胡适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这话幽默而真实。胡先生太忙了，少去证婚，少去受捧，完成未完的下卷多好！”很早为胡适作传的胡不归则认为，胡适之所以仅完成上卷：“第一，他的兴趣太广了。哲学的问题没有做完，历史考证的兴趣又引起他了。文学的作品才写得一半，政治的理论又发生了。这样，所以使他不能专心。第二，他对于著作是极其慎重的，不肯轻易发表……”

　　朋友当然是鉴谅，只以其忙来帮他遮掩。不满意胡适者，说话就不会这么客气。有旧学问也有怪脾气的教授黄侃，常常在各种场合挖苦白话文，同时调侃胡适。对胡适著作的“半部”现象，黄侃一次在中央大学讲课时，故意引经据典地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其意，追问他何出此言。黄侃颇阴损地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下部”，在此当然是两层含义。此虽可见黄侃之怪异，但胡适著述仅“半部”的事实，也太容易被人当箭垛了。

　　除去友朋及对手，也有学者对胡适的“半部”现象发表看法。著名学者梁漱溟，在其接受的一次采访中，专门谈到此问题：“他（胡适）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卷下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学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得作一些考证；他想从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

　　对《中国哲学史大纲》而言，梁漱溟的话，不知是否击中了胡适的软肋？从后来情形看，胡适在研究的基础上，专门为影响很大，成一代宗师祖，却不识字的慧能的弟子，作了一部《神会和尚传》；晚年，又花很多时间去考证《虚云和尚年谱》。按梁实秋的说法：“胡先生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功夫，颇有心得，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义并无好感。”看来，胡适后来确实对佛学，尤其禅宗，用过很多功夫去研读。是否确如梁漱溟点出问题那样，自知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不足，才下力气去认真补课，就不得而知了。

　　思想史学者李泽厚，则从世界观、方法论角度，对胡适的“半部”现象做了推断。李泽厚认为：“胡适自己以及所谓‘胡适派’的许多人的工作都多半表现为一些细微末节的考证、翻案、辨伪等等……但就总体来说，胡适以及‘胡适派’的学者们对中国通史、断代史、或思想史，哲学史，都少有具有概括规律意义的宏观论点，论证或论著。”因此：“他（胡适）之所以永远不能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而花几十年去搞《水经注》的小考证，都反映了、代表了、呈现了他的这种方法论，而且这不止是方法论，同时是他的世界观和个性特点。”（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从一定范围和角度去考虑，胡适的确遵从了其导师杜威实验主义的教诲，他那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真言可以为证。可要将此说成胡适永远不能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著述的根本原因，却似乎过于笼统。因胡适明白已有半部书在那里立着。这书中除去考证，肯定有宏观见解，别样裁断吧。从《白话文学史》的情形看去，倘胡适排除干扰，再有个一年、两年，完成它当无问题。胡适虽然不善大（宏观），但并非不能大。那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撇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起笔从老子、孔子写起，就很能表现他大的眼光和敢下论断的精神。这甚至是他当初“暴”得大名的缘由，是其最为人称颂的地方。

　　今天，人们也许不会太在意胡适的“半部”著述了。即使谈起，也只是略觉有趣罢了。可虽仅仅半部，胡适却自有功绩在。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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